“炎黄精神与和谐文化”炎黄文化学术研讨会学术论文简介

 

　　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黄帝陵基金会、炎帝陵基金会、株洲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炎帝陵基金会承办的“炎黄精神与和谐文化”炎黄文化学术研讨会，曾于2007年10月16日至18日在湖南省长沙湖南宾馆隆重举行。现根据《“炎黄精神与和谐文化”炎黄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简述本次会议的一些学术观点，主要供炎黄文化爱好者、茶文化爱好者、中华茶祖神农文化论坛学术论文撰写者参考。　

　　鲁谆《试谈炎黄精神》（载《论文集》16-22页），分析了“精神”与“炎黄精神”是什么？，精神是指事物的内在本质、核心、灵魂。炎黄精神体现在炎黄事迹中，它与炎黄事迹密不可分。通过对史书上所载的炎黄事迹的分析，可将炎黄精神概括为：利民精神、创造精神、崇德精神、贵和精神四个方面。所谓“利民精神”，就是为先民创造食衣住行等基本生活条件，使之得以生息、繁衍，诸如神农对于农业的发明、遍尝百草，黄帝发明创造衣裳、舟车、宫室、文字等等，为先民谋福利；所谓“创造精神”，指的是炎帝黄帝正当中国文明曙光初现时期，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各种发明创造层出不穷；所谓“崇德精神”，指的是炎黄时期虽然也有战争，但他们更加注重用社会伦理道德，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修德抚民”；所谓“贵和精神”，就是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最基本的准则是包容宽厚。

　　邓德芳、邓玲玲《炎帝神农氏时代对和谐文化的贡献及其现代意义》（载《论文集》43-48页），该文解读了炎帝神农时代的和谐文化特征：生产形态——“物我和谐”；生活方式—— “人伦和谐”；文化现象——“礼乐和谐”；生存状态——“身心和谐”。作者还提出传承和谐文化的现代意义：人与自然的关系——顺天道，社会人际关系——和为贵，文化伦理传统——有容乃大，道德行为规范——“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有学者在炎帝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探析中认为：炎帝时代，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包含着丰富的“谐天”思想；在天下治理方面，孕育着丰富的“人和”观念；在促进人自身发展方面，蕴涵着丰富的“融己”意识；在社会教育管理方面，包含有丰富的“化民”精神。
　　钱逊（清华大学教授）《关于和谐思想的几个问题的认识》（载《论文集》62-65页），提出中华文化以和为贵，并不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或理想的追求，它是一个有着深刻丰富内涵的思想体系，该体系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宇宙观；“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和而不同”的处事原则和致和之道。天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君子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作者认为和谐是普遍的客观存在，没有和谐就没有世界；和谐是具体的，今天的和谐与古代的和谐是不同的；和谐是变动的，和谐社会是一个过程。
　　朱汉民《儒道思想与和谐文化》（载《论文集》454-456页），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体是儒道两家，他们的思想理念和核心价值就是和谐，可将其概括为三个层次：宇宙和谐、社会和谐、心灵和谐。说它们构成建设当代中国和谐文化的思想文化源泉，并对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探讨。

　　有学者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要“顺天道”，也就是要顺应自然法则和自然规律；在处理社会人际关系中，要“和为贵”，“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在处理国与国、人与人的关系中，“和”是基本要求，又是最高境界；在处理文化伦理传统方面，要“有容乃大”，“容”，即是讲包容、宽容，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在道德行为规范方面，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是在现代社会里，借鉴“礼乐之教”，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融为一体，使和谐成为一种自觉。　

　　王兴国《湖湘文化中的和谐思想》（载《论文集》56-61页），探讨了湖湘文化的主要特点及其发展脉络。作者通过对从屈原、贾谊到宋明理学中湖湘学人的和谐政治理想的追求的论述，阐述了湖湘文化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和谐思想，并进而指出湖湘学人的和谐政治理想的追求，是有其哲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的。这个哲学基础，就是阴阳的对立统一与“合二而一”以及“和而解”，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湖湘学人的和谐思想，对中国传统和谐思想作出了应有贡献。
　　也有学者论述了从黄帝到王船山，从王船山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等，五千年来，包含和谐思想在内的湖湘文化与优秀的中华文化既相衔接，又一脉相承，谱写出了一曲曲雄伟壮丽的史诗。

　　张新斌《中华人文始祖的血亲联系与和谐文化传统的形成》（载《论文集》36-42页），论述了三皇五帝及人文始祖间的血亲联系、内部争斗等。
有学者以《考古学视野的三皇五帝时代》为题，从“‘三皇五帝夏商周’是我国绵延两千多年的传统古史观”讲起，谈到“疑古思潮对传统古史体系的破坏与走考古学之路重建中国上古史体系任务的提出”，谈到“考古学重建中国上古史体系的历程与成果”，并对考古学重建的中国古史体系与传统中国古史体系进行了简单的对应：旧石器时代早期对应于有巢氏，年代为距今二百万年至五十万年，社会形态为原始群；旧石器时代中期对应于伏羲氏，年代为距今五十万年至十万年，社会形态为氏族；旧石器时代晚期对应于燧人氏，年代是距今十万年至二万年，社会形态是氏族；新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对应于神农氏，年代是距今二万年至五千年，社会形态是氏族•部落；新石器时代晚期对应于炎帝黄帝，年代是距今五千年至四千五百年，社会形态是古国；新石器时代末期对应于颛顼•帝喾•尧•舜•禹，年代是距今四千五百年至四千年，社会形态是王国；青铜器时代对应于夏－商－周，年代是距今四千年至二千多年，社会形态是王国；铁器时代对应于秦－清，年代是距今2228年至公元1911年，社会形态是帝国。文章还概括了文献与考古所见神农•炎黄社会，指出原始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启发意义，但原始和谐社会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今天建设和谐社会需大力发展生产力，极大地丰富社会财富；需要建立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缩小城乡差别、贫富差别、东西部差别；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为和谐社会提供法律保证；需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广大民众参政议政提供机会；需要加强以“八荣八耻”为中心的道德规范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保证。

  　  有学者通过古代对炎帝的祭祀、近代以来对炎帝的祭祀，说明炎帝中华人文始祖的形象深入人心，炎帝祭祀是对开拓创新、为民谋利、自我牺牲、和谐统一的炎帝精神的弘扬，炎帝祭祀是文化寻根、文化自觉的需要，是凝聚民族、整合国家的需要，同时提出今天的炎帝祭祀，应逐步淡化其血缘色彩，强化其文化认同，将其凝聚民族的作用发扬光大，从而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黄爱平《清代的炎帝祭祀及其文化内涵》，该文指出有清代的炎帝祭祀，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帝王庙祭、传心殿祭、先农坛祭、先医庙祭，以及炎帝陵祭。每种形式都各具自身的特色。帝王庙祭，是把炎帝视为中国古代的圣帝明王而祭祀的，它所反映的是治统的传承。传心殿祭，是把炎帝作为帝王之师的开创者，即先圣先师的代表之一予以祭祀的，它所反映的是道统的传承。炎帝陵祭，则是把炎帝视为古代圣帝明王的象征予以祭祀的，代表了治统与道统的合一。至于先农坛祭和先医庙祭，则与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教民稼穑，遍尝百草，造福于民的功绩有关，反映了人们在不同方面对炎帝的尊崇。特别是先农坛祭，实际上由中国古代祭祀农神并行籍田的礼仪衍变而来，反映了传统社会以农为本、以食为天的重农观念和民本思想。清统治者的炎帝祭祀的这些举措，强调的主要是治统的接续和道统的传承，其根本目的是要昭示其继统的合法性，表明其政权的正统性，藉以维系人心，巩固统治。但从更深层次来看，中国古代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对炎帝的尊崇以及与之相关的祭祀活动，世代相传，生生不息，实际上已经成为促进民族融合，提升民族共识，振奋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纽带。
　　强文祥《皇帝祭祀的文化意蕴》（载《论文集》23-26页）指出：总结古今黄帝祭祀的历史，阐发黄帝祭祀的文化意蕴，有助于我们认识祭祀黄帝的历史传统，把握当今黄帝祭祀活动的方向，让这一传统更好地发挥积极的现实作用。该学者从以下方面论述了黄帝祭祀的意义、功能和作用：1、中华文明传承的舞台；2、中国统一的庆典；3、反抗外来侵略的旗帜；4、中华民族复兴的号角。
　　刘宝才《黄帝祭祀与中华民族》，该文指出黄帝祭祀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从中国文明起源至今，每个时代都有祭祀黄帝的活动。在祭祀者的心目中，黄帝是祖先，又曾是天帝和帝王。这三种观念在历史上出现有先后，有时相离有时相兼。总的来说，黄帝祭祀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强大生命力形成和得以发展的重要文化因素。作者从黄帝祭祀与华夏族的形成，黄帝祭祀与汉族的形成，黄帝祭祀与中华各族一体发展，黄帝祭祀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方面，论述了黄帝祭祀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
　　胡正球《尊天敬祖是中华民族的基础性共同信仰》（载《论文集》215-216页），该文指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尊天敬祖是中华民族基础性共同信仰。无神论者、有神论者，信教公民、不信教公民，信“土教”者、信“洋教”者，只要是中国人，都应在“尊天祭祖”的共同信仰的基础上，传承和弘扬“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的伟大民族精神，求同存异，团结奋斗，共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有的学者针对有人质疑“国家级”公祭黄帝是一种宗教活动，“是违反《宪法》”，有着“不利于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和科学教育”等消极影响这种的说法，指出黄帝祭祀不是什么宗教活动，它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活动，体现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人文精神。他从祭祀礼仪的文化意蕴、黄帝与中华人文精神中的兼容性、中道性、伦理性、德业性，以及黄帝祭祀的当代意义等方面，论述了黄帝祭祀有传承和体现传统的中华人文精神的社会作用。

　　石兴邦《中华龙的母体和原型是“鱼”》（载《论文集》6-15页），该文从仰韶文化作为当时的一种主体文化，从仰韶文化彩陶中出现的各种鱼类的纹样，以及这些纹样的演变，对周围诸文化彩陶的影响，仰韶文化的因素渗透融合到周边诸氏族部落文化的情况，从当时人们对于鱼的崇拜，以及古籍中人鱼互生互变的传说，提出了“鱼龙说”，认为中华龙的母体和原型就是鱼。
　　王宇信《炎帝、皇帝与中国龙》（载《论文集》49-55页），该文论述:龙之所以受到炎黄子孙的尊重，是因为与华夏文明的形成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禹等，无一不与龙有着这样那样的纠葛，这条影响着华夏文明进程的龙，在近年的考古发掘中也时有发现。一个综合的龙形象的最后完善，它是炎黄、东夷、苗蛮部落集团大融合的产物和大融合的象征，因而，中国龙的“龙德”与炎黄文化的和谐精神是吻合的。
　　有的学者通过对长江中游地区早期“龙”文化遗存的甄别，认为长江中游地区早于商周时期的“龙”文化遗存，目前可以确认的仅湖北天门石家河肖家屋脊W6瓮棺出土的玉雕盘龙一种，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030年至公元前1850年之间。源头应是在中原地区，可能是伴随着中原地区文化南传扩张，这种“龙”文化遗存也从中原地区来到了长江中游地区。与长江中游地区流传的有关炎帝史迹的故事相联系，这大概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一支与炎帝部族的传说有关的人群由中原地区南下长江中游地区而带来的，并经历代不断地流传繁衍的结果。

　　有学者从艺术的角度指出，在历史上炎黄精神是一种和谐精神，在和平建设时期，和谐精神应该是文化艺术建设的主导精神，这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一致的，在和谐精神涵养下，艺术创作的环境将更加宽松，一个和谐的局面才能成就真正的文化艺术的繁荣。在艺术创作内容上，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作品中表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不和谐的问题，使之达到和谐的目的。提倡和谐精神并不是否定艺术作品中写矛盾斗争。没有矛盾就没有戏。关键在于写矛盾斗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什么。即使是和谐艺术，内容和形式也会与时俱进，不断丰富。
　　王金平《炎黄文化与中国艺术》，该文界定了炎黄文化的概念：狭义的炎黄文化指炎黄二帝在上古时期和他们的部族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广义的炎黄文化泛指、代指中华文化。该文论述了炎黄文化与中国艺术的起源、炎黄文化对中国艺术和谐与自然审美观念的形成、中国艺术的功能作用与中华炎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刘俊男《尧帝生、葬湖南攸县考》（载《论文集》359-368页），该文叙述了尧帝生、葬湖南攸县的证据，回应了有关质疑。

　　李庆本《关于“华夏”、“炎黄”名称解释的问题》（载《论文集》369-373页），该文从时间、含义、来源3方面解释了“华夏”名称。

　　曾雨农、曹敬庄、唐礼佳《关于炎帝陵的史籍记载》（载《论文集》27-35页），探讨了炎帝陵的地理位置、炎帝陵殿之建置沿革、炎帝陵之历代祭祀。
曾雨农、曹敬庄《炎帝陵的修复与整建》（载《论文集》476-484页），介绍了炎帝陵的修复与整建过程。

　
十二、其他

　　有的学者论述了先秦诸子的黄帝观；有的学者通过对《论语•尧曰》的解读，追溯了中国古代的和谐思想最早出现的时代；有的学者从炎黄部族图腾的角度对华夏原始先民的和谐观念进行了论述；有的学者从陕北史前文化与黄帝文化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有的学者从文化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对黄帝与嫘祖进行了论述；有的学者从八卦演化的角度谈了和谐思想；有的学者作了《红山文化在中华和谐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有的学者探讨了太阳崇拜与炎帝传说的关系；有的学者探寻了太行、太岳之野的炎帝踪迹；有的学者通过《汉志》著录及出土文献，对战国秦汉间的黄老之学进行了考察；有的学者谈了炎黄文化与汤因比的文明理论；有点学者对舜文化中的行政伦理思想和舜帝时代的和谐社会构建进行了论述和探讨；有的学者对炎帝、神农氏与缙云氏关系的纠葛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有的学者以端午礼俗和传说为例，从传统节日来看古代中国人的和谐理念；有的学者论述了在“和合”思想主导下的汉代江南经济开发与社会进步。

 

 

 

【参考文献】

曾雨农  王震中  曹敬庄《2007年“炎黄精神与和谐文化”炎黄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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