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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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热播的45集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展示了晋商开辟“中俄茶叶之路”的辉煌历史，描写了惊心动魄的酷烈商战，讴歌了彪炳千秋的中华商魂。但也存在“信口开河说茶史、强把湘茶作闽茶”的失误，有的台词甚至有悖历史地理常识。因此，有必要揭示其茶事的历史真实问题。否则，将损害知识产权的维护、历史地理常识的传播，乃至对我国边销茶市场造成混乱。
乔致庸到底“贩”的哪方茶
《乔家大院》是以山西祁县乔家商号为历史背景创作的，其中许多集描述乔致庸修复茶道，将武夷山茶制成砖茶北贩北京、包头、恰克图等地。照此描述，其茶砖应当是福建武夷山的旧茶砖或其模拟品，而电视镜头中出现的却是千里之外的、今天正在市场上竞争销售的湖南省临湘永巨茶业有限公司（原名湖南省临湘永巨茶厂）的青砖茶，即砖面压有“ （“好”的意思）湘茶”或念为“湘茶 ”字样图案的“洞庭”牌青砖茶。明显的有两处：一处是，乔致庸历尽千辛万苦，从武夷山装载120船砖茶回到山西祁县，许家、元家、崔家等商号老板原以为乔致庸会“家毁人亡”，看见他胜利归来后，认为茶叶市场有被乔家抢占的危险，想挑出乔致庸运来的武夷山茶砖的毛病，先是用秤称，见其足斤足两，又一上一下地掂量、观其外形。其所惦量、观看的茶砖，与湖南聂市今日生产的“洞庭”牌“ 湘茶”（或念为“湘茶 ”）一模一样，特别是崔家老板崔鸣十将茶砖托齐胸脯时，正面向下，反面向上，下方现出了茶砖上压制的特殊标志：左上角有楷体“湘”字，右上角有“ ”图案，下半部有碗口大的特制“茶”字；另一处是，乔致庸去北京开设茶庄，与管家煮茶畅谈，乔致庸削了茶砖的侧面，又削茶砖的正面，那茶砖先后三次清晰地出现前述特殊标志；“ ”图案有一部分笔划虽被乔致庸握茶砖的手遮住，但依其现出的另一部分笔划轮廓，仍可辨认清楚。
凡对“ 湘茶”有些接触的人，只要见了上述镜头便能毫不迟疑地指出这是“偷梁换柱”。《乔家大院》首次在湖南聂市电视屏幕上出现，湖南省临湘永巨茶业有限公司的副董事长周正林立刻认出：“这是用的我们公司的青茶砖！”几乎是同一时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律师、原副食品公司茶叶科科长葛井海，凭着十多年经销砖茶的经验，也一眼看出《乔家大院》里的砖茶有伪，在电视机旁不约而同地发出了惊愕、愤懑的声音：“这不是武夷山茶，而是湖南临湘的“ 湘茶”。他从律师的良知、责任感出发，找着正在赤峰市推销“ 湘茶”的推销员说：《乔家大院》明显侵权了，你们可以找他们论理。”在这同时，内蒙古自治区土产副食品公司茶叶分公司经理樊小龙，也已敏锐看出：“《乔家大院》用的茶砖，是临湘聂市产的“ 湘茶”，根本不是什么武夷山茶！”
聂市砖茶的横空出世
《乔家大院》写乔致庸在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贩茶，不言及“两湖茶”（湖北、湖南两省产茶区之茶），而说什么是贩武夷山茶。这与我国当年的“茶叶之路”大相径庭。
清初至清中期，我国北方继“丝绸之路”的衰弱，出现了横跨亚欧大陆的“中俄茶叶之路”。它南起江南，（即福建武夷山和湖北、湖南的产茶区），北越长城，贯穿蒙古，至当时的中俄边境恰克图交易，再由俄商经西北利亚转往俄国，乃至销往欧洲腹地。中俄商人“彼以皮来，我以茶往”。“茶叶之路”的中国商人主要是精明的山西人，俗称“晋商”。长途漫漫，数万骆驼和马匹投入运输，车磷磷、马萧萧，驼铃马啸之声，飘落旷野，数里可闻。这一时期，武夷山砖茶生产是红红火火的，清代武夷山衷干的《茶事杂咏》有载：“清初茶叶均由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至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与此同时湖南临湘羊楼司、聂家市（今称“聂市”）和湖北蒲圻羊楼洞的砖茶戴着“两湖茶”的桂冠横空出世了，清代湖北蒲圻刊刻的《莼浦随笔》有载：“闻自康熙年间，有山西估客至邑西乡芙蓉山，峒人（指羊楼洞）迎之，代客收茶取佣……所买皆老茶，最粗者踩作砖茶”。清乾嘉时期人周顺侗《莼川竹枝词》云：“茶乡生计即山农，压作方砖白纸封。”以此可知：在清代前期、中期，福建武夷山和湘鄂边境的羊楼洞、羊楼司、聂家市等地，同为“中俄茶叶之路”的起点。
时至清代后期，即咸丰初年（1851）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也就是《乔家大院》乔致庸开辟茶道贩茶的时间，“茶叶之路”的情况则发生了变化。对这一变化，2003年刊于《寻根》杂志第四期的刘晓航《汉口与中俄茶叶之路》一文有其准确而详细的记述：“最初，晋商主要采买浙江和福建的茶叶。清咸丰年间由于受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茶商们改采“两湖茶”，以湖南安化、临湘的聂家市，湖北蒲圻羊楼洞、崇阳、咸宁为主，就地加工成砖茶。茶砖先集中到汉口，再由汉口水运到襄樊及河南唐河、社旗；而后上岸以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过晋城、长治、太原、大同至张家口，或从玉右的杀虎口入内蒙古的归化（今呼和浩特），再由旅蒙茶商改用驼队在荒原沙漠中跋涉1000多公里至中俄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们将茶叶贩运至雅尔库兹克、乌拉尔、秋明，一直通向遥远的彼得堡与莫斯科。”太平天国起义是晋商贩运武夷茶受阻的一个原因，其实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国势弱，商势衰”，即如庄国土《从闽北到莫斯科的陆上茶叶之路——19世纪中叶前中俄茶叶贸易研究》载：“18世纪至19世纪末期的陆上茶叶之路，从福建北部的武夷山区延伸到莫斯科，全程超过4.5万里，陆上茶叶之路以恰克图为中心，中俄商人‘彼以皮来，我以茶往’。19世纪中叶以前，这条贯通欧亚的陆上茶叶之路的贸易一直由山西商人主导。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以武力推动对华商务扩张，外商在华享有种种特权，华商在与外商竞争中纷纷败北，执塞外贸易之牛耳的山西商人也不得不退出对俄茶叶贸易，茶叶之路为以沙皇政府为后盾的俄商所垄断”（见《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原来，清同治元年（1862），清政府被迫签订《中俄陆路通商条约》，俄商循英商之例，深入到中国内地经商办厂，他们拥有轮船、港口和西伯利亚铁路的优势，又独享输俄华茶的收购、制作、运输特权，深入中国内地收茶、制茶、贩茶，形成了以俄商代理华商的局面，甚至出现了“俄茶倒灌”，俄商将中国南方之茶销往新疆、满蒙等广大地区。其武夷山茶，先由俄商运到俄国设在我国的制茶中心福州加工砖茶，再海运到天津，然后陆运到张家口、恰克图进行贸易；1900年，修通西伯利亚铁路后，俄商将中国茶叶运至中国沿海各口岸，再海运到海参威，经西伯利亚铁路运输到欧洲，中俄茶叶之路的主线无需再经中国境内了，昔日风光的晋商不得不于此时将此处的茶叶贸易拱手交给俄商。《乔家大院》说乔致庸其时还主此路茶叶贸易，实属无稽之谈。
永巨茶业有限公司所在的临湘聂市，依傍黄盖湖、紧靠长江，距“茶叶之路”的枢纽之一汉口只有一百几十公里，且有水路相通，俄商便凭借此优势，以在汉口设厂、开店和找代理商经营的方式，将其茶叶生意扩展到聂市；再加上，太平天国在此作战不及江浙繁多，社会较为安定。因此，湖南临湘聂市以及湖北蒲圻羊楼洞，即所谓“两湖茶”的生产，不仅没有遭受挫折，还日臻兴盛。晋商越来越多，本地商人也趋之若骛，茶业之发达已在国内外受到注目。据1909年在美国纽约出版的容闳《西学东渐记》载，咸丰九年（1859），容闳受英国宝顺公司委派，到中国茶区从事调查，就曾两次到达聂家市（今聂市），其中一次是“（在汉口）予等勾留数日，遂重渡杨子江，趋聂家市产黑茶（青砖茶）之地。六月三十日离汉口，七月四日至聂家市及杨柳洞（羊楼洞译音），于此二处，勾留月余。于黑茶之制造及装运出口之方法，知之甚悉”。《山西文史资料》1996的第四期吕洛青《祁县的茶庄》也有载：“山西祁县的茶庄采茶地址，主要有三处：即湖北蒲圻县羊楼洞，蒲圻县和湖南交界的羊楼司和临湘县的聂家市。采购数量，仅大玉川一家大约6000-8000箱（每箱260斤）”。聂市最早开办的3家茶庄，就是晋商独资企业大涌玉、巨贞和、晋裕川。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起，国际的茶叶市场上的不断为俄、英等国所占，国内茶商自己收购、加工、贩运陷入了困境，但由于外国人在汉口、湖南临湘聂市设厂经营，即竞争人的增加，聂市茶业却依然长盛不衰，至民国中期达于鼎盛。民国二十一年（1932）湖南建设厅《建设月刊》资料统计：“聂市年产红茶三万箱，黑茶六万箱”。茶箱分“二七箱”、“三六箱”2种，每砖重3斤，每箱重108斤。民国二十四年刊印的《中国实业志·湖南卷》载：当时，聂市有晋商独资茶庄5家，晋商、聂市商人合资茶庄12家，共计17家。
当时，在聂市经营砖茶制作和茶叶商业经营的茶商，阵营十分壮大，共有三部分人：一部分是本地富户，如聂市秀才、商人姚子嘉民国二十一年刊印的《毋自期斋诗稿》，就录有他在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写的《初之汉售红茶，夜渡黄盖湖》诗；一部分是山西商人，而且有一些是“弃儒学贾”的，姚子嘉写于民国五年的《赠康君鉴三》诗，其题下之注说到“（康鉴三）山西人，业茶于聂，”诗中说康鉴三少年“入泮”，中年“弃儒求学贾”，工诗，曾在聂市“大笔惯题湘水月”，著有“远追前哲”的“平准”之书；还有一部分人是俄商，据20世纪80年代的百岁老人何福妈等回忆，民国十一年（1922），有几位俄国人，亲赴聂市经营砖茶生意，聂市商界曾杀牛招待俄商。当然，这三部分人中，第一、二部分占绝大多数。他们既收购又加工，贩运到汉口售给俄商、英商，再由俄商、英商转运到俄国西北地区和欧洲地区出售。自清代光绪至民国年间，大概因为获利颇丰，再加上又具有乐善好施的美德，聂市茶庄曾屡屡乐捐公益事业。据清刻本《岳州救生官局志》载：清咸丰年间，岳州重修岳州救生局、兴办洞庭湖上的救生事业，聂市、羊楼司的茶商曾捐银钱二千两；又据清刻本《汉口山陕会馆志》载：清同治、光绪年间重修汉口山陕会馆，所需经费全部由在汉口的山西、陕西商人筹集或募捐而来，茶帮各商号排列前20名者，就有3家是山西人在聂市开办的茶庄商号：天顺长4031.87两，位居第二；兴隆茂1953.58两，位据第十；大涌玉1124.91两，位居第十七。
民国中、后期，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和国家内战的发生，聂市的砖茶生产陷入低谷，但也仍有新华、聚隆、悦来德、昌生、巨中和、云天、天齐河、复风、兴隆茂、咸康等茶庄由晋商或本地茶商惨淡经营着，并有半机械化代替纯粹的手工劳作，茶业的制作量、销售量约占全县的70%以上。民国三十五年（1946）二月出版的《湖南经济》第一辑载：“临湘茶叶，产量素居第一，外销数量亦甚可观。其青茶、红茶及砖茶销售之广阔，曾运及西北各省及苏俄英美诸国，早已卓著于国际市场，为湖南省外销物资，关系地方经济，至深且巨”。又据聂市街上曾在茶庄记账的方惠汉老人，解放初整理的《临湘历年老茶（砖茶）概况》载：全县所产老茶，1933年3.2万箱，1934年2万箱，1935年2万箱，1936年2.3万箱，1937年2.4万箱，1940年2.3万箱，1941年2万箱，1947年9600箱，1948年1.1万箱，1949年7560箱，1950年2.2 万担。其时，聂市茶业缺乏具体记载，但可由此想见、推知其规模、盛况。《乔家大院》写近代茶事，不言及聂市、羊楼洞等“两湖茶”砖茶的兴起与发展，却沿用清代中、前期的武夷山砖茶，这扭曲了我国茶业的历史。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乔家大院》电视片不仅把清代后期兴办“两湖茶”写成了兴办武夷山茶，出现了“强把湘茶作闽茶”的荒唐镜头，而且有历史地理常识上的错误，如武夷山本系赣闽之间的大山区，并无大江大河，而电视片写武夷山茶是以120条大船从武夷山直接上船；又如，湘江本来在湖南省而不在江西省，武夷山茶外运如走水路，只能是陆运数百里后，经江西信江、鄱阳湖而入长江运往汉口，不可能跳过江西省走进湘江、洞庭湖而入长江去汉口，无缘无故地增加千里路程；还如，武夷山茶北运，本来是在汉水北岸的樊城起泊，而电视片说是在汉水之滨的襄阳起泊北上，襄阳位于汉水南岸，在此起泊只能南运，怎能北运呢？这里错把旧时樊城作了旧时的襄阳。
“ 湘茶” 的来龙去脉
临湘至晚在唐代开始种茶，即属唐代李肇《国史补》中所载的“氵邕 湖之含膏”的一部分，历代是湖南全省和全国的产茶大县。清嘉庆《一统志》载：“茶，（岳州府）诸县俱出，君山为上，临湘为多”。临湘茶质极为优良，据明清两朝的《临湘县志》、《岳州府志》载，明代所产龙窑山茶曾被朝廷列为贡品。临湘茶输出时间至晚始于唐末五代，据宋初乐史《太平环宇记》载，后唐清泰三年（936），马殷父子将临湘境域从巴陵县拆出，就是为的“以便人户输纳，出茶”。因其运输方便的需要，制作工艺及其品种历代不同，唐有蒸青团茶，宋有饼茶（形如砖又称砖茶），明有帽盒茶，清代民国时期有砖茶、绿茶。
聂市，紧靠龙窑山，又有聂市河纵贯全境、通达长江，历来是临湘茶叶的主产区和制作、输出的中心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计划经济体制逐渐打破，市场调节体制应运而生，茶叶不再由国家统一调拔。1984年，聂市镇兴办乡镇企业，首选就是开办砖茶厂，恢复本地传统商品的生产，其厂定名为“湖南省临湘永巨茶厂”。聂市街上老居民赵田初，主动献出家里珍藏的清末民初当地巨商方志盛茶庄遗留下来的一件木制模具。1985年，永巨茶厂依照方志盛模具压制出了聂市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砖茶：砖面左上角为蒙文“永巨”两字，右上角为汉文楷体“永巨”二字，中部系醒目的楷体“川”字，并于当年注册为“洞庭牌”青砖茶，产品销往内蒙，深受消费者青睐。为确保市场供应，促进民族团结、边疆稳定，1988年内蒙古自治区民委、供销社等有关单位，派人来湖南省找有关主管单位并多次到湖南省茶叶公司求援，要求湖南省确定一个青砖茶定点生产企业，且质量可靠。经请示省民委、供销社等主管部门同意后，临湘永巨茶厂在1988年被正式定为湖南省边销茶定点生产企业。湖南省茶叶公司经与该厂商量后，将青砖茶砖面图案设计为“湘茶 ”（“湘”代表湖南、
为好的意思）也可念为“ 湘茶”。该厂用铝锭浇铸砖面模板，所压制的青砖正面均有湘茶字样。此字样青砖茶在内蒙销售市场为广大消费者所欢迎、熟悉，并深得好评。1989年内蒙古自治区有关6厅局联合发文指定该厂为青砖茶供应企业；1991年，又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以内政办发[1991]72号文件指定为定点销售产品。
临湘永巨茶厂的青砖茶在2002年10月前使用湖南省茶叶公司“合作”牌商标。2002年10月，临湘永巨茶厂由集体经济所有制的企业改为民营股份制企业，并重新启用本企业“洞庭”牌商标，砖面的特殊标记“ 湘茶”图案字样仍旧，其企业由“湖南省临湘永巨茶厂”更名为“湖南省临湘永巨茶业有限公司”。
该企业自建立以来，一直坚持“诚实守信，内强品质，外树形象”，生产的“洞庭”牌紧压青砖茶、茯砖茶，历年来经产区、销区各级技术监督部门抽样检测，各项指标都达到或优于国家标准。1994年“全国质量万里行”检查在内蒙古包头市场抽样检测，“洞庭”牌紧压青砖茶其理化、卫生、感观等指标均优于国家标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曾发文重申永巨茶厂的“ 湘茶”为指定的销售产品。2003年，经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全面考察，并报经国家卫生部批准给予卫生注册，发给了“检疫卫生注册证书”，同年，还取得了自营出口权，产品直接出口蒙古等国。2004年，获国家农业部颁发的《无公害农产品证书》。2005年，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对全国所有茶叶生产企业产品进行评比，该公司的“ 湘茶”荣获了国家“华茗杯”金奖。全年出售茶砖共计1918吨，其中自营销往蒙古等国400余吨，创汇22.6万美元。2006年春节，该公司副总经理赵田初给公司大门写的一副春联，概括了公司当前的大好形势：“茶香飘塞外，替国创汇；砖质夺金奖，为乡争光”。
位于临湘聂市的湖南省临湘永巨茶业有限公司经过多年努力，历尽艰辛、周折创出的“ 湘茶”这一名品，《乔家大院》张冠李戴，将这名品说成是“武夷山茶”，欲令“ 湘茶”陷于困境。不然，片中的茶砖何不以福建省的简称“闽”字标记，而要以湖南省的简称“湘”字来标记？何不展示武夷山本来有名的“岩茶”（如“大红袍”），而要拿用由国家定点生产、内蒙指定销售的湖南省临湘永巨茶业有限公司的青砖茶呢？《乔家大院》此举，是想挤掉“ 湘茶”的销售市场，还是想把“假冒产品”的帽子强加到湖南聂市“ 湘茶”的头上，并误导砖茶消费者呢？这真可谓是咄咄怪事！
关于电视历史剧与历史真实的讨论
笔者认为，历史电视剧也是文学作品，也是戏剧艺术，在具体情节以及人物的形象上，应当允许根据艺术的特定要求有所虚构或夸张，不能要求每一个事件、每一个人物、每一句话语都是信史，但在反映历史的基本面貌方面，还是应该符合历史实际，特别是对历史常识不应当违反。我国古代相当多的历史剧，其戏剧故事、人物与历史故事、人物都是一致的。当然也有完全相反的情况，如三国戏中的《草船借箭》、《孔明祭东风》等，都是三国历史上不曾有的事。但自古迄今，都有人对此表示异议，并有人揭示了历史的真实性，让人只当戏剧而不作为信史。特别是在最近一二十年，从戏剧界到史学界，人们更有比较一致意见：“对传统戏剧，古人已经那么编了，而在艺术上又是成功的，今天就没有必要一定去改动它。当然，对于涉及重大历史事件的传统戏，还应进行必要的改造，使它更符合历史实际。至于对新编历史剧来说，则应该从今天的高度来要求，不论是在反映历史总的面貌上，还是表现具体事件与具体人物上，尽管允许有艺术上的虚构与夸张，但还应该是要求戏剧与历史达到统一，要做到在给人以艺术欣赏的同时，也给人以正确的历史知识”（见冯君实《戏剧人物与历史人物》，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
作为今天编写的《乔家大院》，无论反映历史的总面貌，还是在表现具体情节、具体人物上，都未达到“戏剧与历史统一”的要求，张冠李戴、强改湘茶为闽茶，完全是一种虚假，一种侵权行为，这与所谓“文学作品允许虚构”完全是两回事。这是因为：“虚构”与“虚假”是有本质区别的，“虚构”重在“构”字，是一种创作、创造；“虚假”重在一个“假”字，是一种弄虚作假，把“有”说成“无”，把“甲”说成“乙”。《乔家大院》把今天制作的“ 湘茶”说是一百大几十年前的咸丰、同治时期的产品；把本来是国家定点生产地区湖南省临湘市聂市镇生产，并且获得了“金奖”的商品，擅自作为不是国家指定产地的福建武夷山茶来展示、来完成影视片的制作。这怎么是“文学创作上的虚构”而不是工作上的“虚假”呢？如果说：“ 湘茶”不是此片的主体，而只是一种道具，随便用用问题不大。”这也是不对的。第一，“ 湘茶”在电视片中诚然只是一种道具，但它非同小可，对整个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起着证实的作用。第二，它是今人继承古人的传统工艺之后，从选料、配料、卫生、理化等方面，运用现代技术现代手段创制的，是有技术含量、知识产权的。在强调尊重知识、尊重知识产权的今天，《乔家大院》编导、摄制人员应当懂得：不能只强调自己的产品有知识产权，而把外地区、其他人的创造、产品视为“玩物”，想说成是谁的就说成是谁的，想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而应当互相尊重，非用不可的也应相互协商和给予补偿。在旅游观光业已经发达起来的今天，《乔家大院》编导、摄制人员应当懂得：在对商品的选择比较注重广告、宣传的今天，无论历史题材、现代题材的电视片，其道具已不完全只是表演的器物，而同时具有极大的宣传、广告的作用。一部《茶马古道》影视片，曾使这部影视片中的道具云南普洱茶身价成倍增加；一部《芙蓉镇》曾使闭塞的湖南永顺王村变成旅游热点，现在连地名也由“王村”改成了“芙蓉镇”。永巨茶业有限公司虽然已经列 入全国26家国家定点生产厂家之一，“ 湘茶”虽然已经深受我国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国等地欢迎，但仍然面临着消费者的选择，在市场上依然是对手如林。《乔家大院》将其产地由湖南临湘聂市 改为福建武夷山，这必然损害“ 湘茶”的声誉，必然使真正的 “ 湘茶”蒙上“冒牌货”的阴影而在市场竞争中遇到更大困难，必然在边销茶的销售、消费方面酿成混乱。事实上，此片一经央视播出，便对我国西北边境的边销茶和销售蒙古的“出口茶”造成了误导之势。且看《中华合作时报》4月12日刊出的要闻《<乔家大院>武夷茶香飘》称：“因为近段《乔家大院》的热播，武夷山（茶）一时成为深受追捧之物。为此，3月15日至29日，武夷山在西北地区展开了为时半个月的茶旅促销”；该文还载：“最近一段时间央视《乔家大院》的热播，内蒙人民知道了乔致庸所贩的茶是武夷山茶，对武夷山茶更是情有独钟。” 这是已经见诸新 闻媒体的报道，至于未见新闻报道的，以及它对“ 湘茶”还会产生何种冲击，更难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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