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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湖南黑茶大量远销俄罗斯，受到俄罗斯人的高度评价。普希金（1799—1837）俄国伟大的诗人、小说家，史称“俄罗斯文学之父”，他在长篇叙事诗《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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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自：中国名茶网。公司 http://www.zgmcw.cn/onews.asp?id=124

 

　　 《乔家大院》写乔致庸在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贩茶，不言及“两湖茶”（湖北、湖南两省产茶区之茶），而说什么是贩武夷山茶。这与我国当年的“茶叶之路”大相径庭。

 

　　清初至清中期，我国北方继“丝绸之路”的衰弱，出现了横跨亚欧大陆的“中俄茶叶之路”。它南起江南，（即福建武夷山和湖北、湖南的产茶区），北越长城，贯穿蒙古，至当时的中俄边境恰克图交易，再由俄商经西北利亚转往俄国，乃至销往欧洲腹地。中俄商人“彼以皮来，我以茶往”。“茶叶之路”的中国商人主要是精明的山西人，俗称“晋商”。长途漫漫，数万骆驼和马匹投入运输，车磷磷、马萧萧，驼铃马啸之声，飘落旷野，数里可闻。这一时期，武夷山砖茶生产是红红火火的，清代武夷山衷干的《茶事杂咏》有载：“清初茶叶均由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至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与此同时湖南临湘羊楼司、聂家市（今称“聂市”）和湖北蒲圻羊楼洞的砖茶戴着“两湖茶”的桂冠横空出世了，清代湖北蒲圻刊刻的《莼浦随笔》有载：“闻自康熙年间，有山西估客至邑西乡芙蓉山，峒人（指羊楼洞）迎之，代客收茶取佣……所买皆老茶，最粗者踩作砖茶”。清乾嘉时期人周顺侗《莼川竹枝词》云：“茶乡生计即山农，压作方砖白纸封。”以此可知：在清代前期、中期，福建武夷山和湘鄂边境的羊楼洞、羊楼司、聂家市等地，同为“中俄茶叶之路”的起点。

 

　　时至清代后期，即咸丰初年（1851）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也就是《乔家大院》乔致庸开辟茶道贩茶的时间，“茶叶之路”的情况则发生了变化。对这一变化，2003年刊于《寻根》杂志第四期的刘晓航《汉口与中俄茶叶之路》一文有其准确而详细的记述：“最初，晋商主要采买浙江和福建的茶叶。清咸丰年间由于受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茶商们改采“两湖茶”，以湖南安化、临湘的聂家市，湖北蒲圻羊楼洞、崇阳、咸宁为主，就地加工成砖茶。茶砖先集中到汉口，再由汉口水运到襄樊及河南唐河、社旗；而后上岸以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过晋城、长治、太原、大同至张家口，或从玉右的杀虎口入内蒙古的归化（今呼和浩特），再由旅蒙茶商改用驼队在荒原沙漠中跋涉1000多公里至中俄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们将茶叶贩运至雅尔库兹克、乌拉尔、秋明，一直通向遥远的彼得堡与莫斯科。”太平天国起义是晋商贩运武夷茶受阻的一个原因，其实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国势弱，商势衰”，即如庄国土《从闽北到莫斯科的陆上茶叶之路——19世纪中叶前中俄茶叶贸易研究》载：“18世纪至19世纪末期的陆上茶叶之路，从福建北部的武夷山区延伸到莫斯科，全程超过4.5万里，陆上茶叶之路以恰克图为中心，中俄商人‘彼以皮来，我以茶往’。19世纪中叶以前，这条贯通欧亚的陆上茶叶之路的贸易一直由山西商人主导。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以武力推动对华商务扩张，外商在华享有种种特权，华商在与外商竞争中纷纷败北，执塞外贸易之牛耳的山西商人也不得不退出对俄茶叶贸易，茶叶之路为以沙皇政府为后盾的俄商所垄断”（见《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原来，清同治元年（1862），清政府被迫签订《中俄陆路通商条约》，俄商循英商之例，深入到中国内地经商办厂，他们拥有轮船、港口和西伯利亚铁路的优势，又独享输俄华茶的收购、制作、运输特权，深入中国内地收茶、制茶、贩茶，形成了以俄商代理华商的局面，甚至出现了“俄茶倒灌”，俄商将中国南方之茶销往新疆、满蒙等广大地区。其武夷山茶，先由俄商运到俄国设在我国的制茶中心福州加工砖茶，再海运到天津，然后陆运到张家口、恰克图进行贸易；1900年，修通西伯利亚铁路后，俄商将中国茶叶运至中国沿海各口岸，再海运到海参威，经西伯利亚铁路运输到欧洲，中俄茶叶之路的主线无需再经中国境内了，昔日风光的晋商不得不于此时将此处的茶叶贸易拱手交给俄商。《乔家大院》说乔致庸其时还主此路茶叶贸易，实属无稽之谈。

 

　　临湘永巨茶业有限公司所在的临湘聂市，依傍黄盖湖、紧靠长江，距“茶叶之路”的枢纽之一汉口只有一百几十公里，且有水路相通，俄商便凭借此优势，以在汉口设厂、开店和找代理商经营的方式，将其茶叶生意扩展到聂市；再加上，太平天国在此作战不及江浙繁多，社会较为安定。因此，湖南临湘聂市以及湖北蒲圻羊楼洞，即所谓“两湖茶”的生产，不仅没有遭受挫折，还日臻兴盛。晋商越来越多，本地商人也趋之若骛，茶业之发达已在国内外受到注目。据1909年在美国纽约出版的容闳《西学东渐记》载，咸丰九年（1859），容闳受英国宝顺公司委派，到中国茶区从事调查，就曾两次到达聂家市（今聂市），其中一次是“（在汉口）予等勾留数日，遂重渡杨子江，趋聂家市产黑茶（青砖茶）之地。六月三十日离汉口，七月四日至聂家市及杨柳洞（羊楼洞译音），于此二处，勾留月余。于黑茶之制造及装运出口之方法，知之甚悉”。《山西文史资料》1996的第四期吕洛青《祁县的茶庄》也有载：“山西祁县的茶庄采茶地址，主要有三处：即湖北蒲圻县羊楼洞，蒲圻县和湖南交界的羊楼司和临湘县的聂家市。采购数量，仅大玉川一家大约6000-8000箱（每箱260斤）”。聂市最早开办的3家茶庄，就是晋商独资企业大涌玉、巨贞和、晋裕川。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起，国际的茶叶市场上的不断为俄、英等国所占，国内茶商自己收购、加工、贩运陷入了困境，但由于外国人在汉口、湖南临湘聂市设厂经营，即竞争人的增加，聂市茶业却依然长盛不衰，至民国中期达于鼎盛。民国二十一年（1932）湖南建设厅《建设月刊》资料统计：“聂市年产红茶三万箱，黑茶六万箱”。茶箱分“二七箱”、“三六箱”2种，每砖重3斤，每箱重108斤。民国二十四年刊印的《中国实业志·湖南卷》载：当时，聂市有晋商独资茶庄5家，晋商、聂市商人合资茶庄12家，共计17家。

 

　　当时，在聂市经营砖茶制作和茶叶商业经营的茶商，阵营十分壮大，共有三部分人：一部分是本地富户，如聂市秀才、商人姚子嘉民国二十一年刊印的《毋自期斋诗稿》，就录有他在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写的《初之汉售红茶，夜渡黄盖湖》诗；一部分是山西商人，而且有一些是“弃儒学贾”的，姚子嘉写于民国五年的《赠康君鉴三》诗，其题下之注说到“（康鉴三）山西人，业茶于聂，”诗中说康鉴三少年“入泮”，中年“弃儒求学贾”，工诗，曾在聂市“大笔惯题湘水月”，著有“远追前哲”的“平准”之书；还有一部分人是俄商，据20世纪80年代的百岁老人何福妈等回忆，民国十一年（1922），有几位俄国人，亲赴聂市经营砖茶生意，聂市商界曾杀牛招待俄商。当然，这三部分人中，第一、二部分占绝大多数。他们既收购又加工，贩运到汉口售给俄商、英商，再由俄商、英商转运到俄国西北地区和欧洲地区出售。自清代光绪至民国年间，大概因为获利颇丰，再加上又具有乐善好施的美德，聂市茶庄曾屡屡乐捐公益事业。据清刻本《岳州救生官局志》载：清咸丰年间，岳州重修岳州救生局、兴办洞庭湖上的救生事业，聂市、羊楼司的茶商曾捐银钱二千两；又据清刻本《汉口山陕会馆志》载：清同治、光绪年间重修汉口山陕会馆，所需经费全部由在汉口的山西、陕西商人筹集或募捐而来，茶帮各商号排列前20名者，就有3家是山西人在聂市开办的茶庄商号：天顺长4031.87两，位居第二；兴隆茂1953.58两，位据第十；大涌玉1124.91两，位居第十七。

 

　　民国中、后期，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和国家内战的发生，聂市的砖茶生产陷入低谷，但也仍有新华、聚隆、悦来德、昌生、巨中和、云天、天齐河、复风、兴隆茂、咸康等茶庄由晋商或本地茶商惨淡经营着，并有半机械化代替纯粹的手工劳作，茶业的制作量、销售量约占全县的70%以上。民国三十五年（1946）二月出版的《湖南经济》第一辑载：“临湘茶叶，产量素居第一，外销数量亦甚可观。其青茶、红茶及砖茶销售之广阔，曾运及西北各省及苏俄英美诸国，早已卓著于国际市场，为湖南省外销物资，关系地方经济，至深且巨”。又据聂市街上曾在茶庄记账的方惠汉老人，解放初整理的《临湘历年老茶（砖茶）概况》载：全县所产老茶，1933年3.2万箱，1934年2万箱，1935年2万箱，1936年2.3万箱，1937年2.4万箱，1940年2.3万箱，1941年2万箱，1947年9600箱，1948年1.1万箱，1949年7560箱，1950年2.2 万担。其时，聂市茶业缺乏具体记载，但可由此想见、推知其规模、盛况。《乔家大院》写近代茶事，不言及聂市、羊楼洞等“两湖茶”砖茶的兴起与发展，却沿用清代中、前期的武夷山砖茶，这扭曲了我国茶业的历史。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乔家大院》电视片不仅把清代后期兴办“两湖茶”写成了兴办武夷山茶，出现了“强把湘茶作闽茶”的荒唐镜头，而且有历史地理常识上的错误，如武夷山本系赣闽之间的大山区，并无大江大河，而电视片写武夷山茶是以120条大船从武夷山直接上船；又如，湘江本来在湖南省而不在江西省，武夷山茶外运如走水路，只能是陆运数百里后，经江西信江、鄱阳湖而入长江运往汉口，不可能跳过江西省走进湘江、洞庭湖而入长江去汉口，无缘无故地增加千里路程；还如，武夷山茶北运，本来是在汉水北岸的樊城起泊，而电视片说是在汉水之滨的襄阳起泊北上，襄阳位于汉水南岸，在此起泊只能南运，怎能北运呢？这里错把旧时樊城作了旧时的襄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