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自：2011年第11期《茶博览》

 （《茶博览》编者按：本刊2011年第7期刊登了宁波籍茶文化专 家竺济法先生《宋僧吴理真是如何成为西汉茶祖的》一文，后四川农大茶学系李家光副教授专门撰文《茶祖吴理真是西汉人》，由我刊编发至2011年第10期。刊发后茶界对吴理真这位历史人物所处的年代引发了争鸣。

本刊编辑部本着学术争鸣的目的，秉持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态度，继续刊发业界的讨论文章,欢迎来稿。）

吴理真及蒙山茶史辨正

                                      丁以寿

 　　近几年来，笔者读了一些关于吴理真和蒙山茶的书和文章，感觉有些说法值得商榷。史贵求真，言必有据。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吴理真和蒙山茶的一些史实加以考辨，揭示真相，还其本来面目，并求证于方家。

 　　中唐以前无蒙山茶的记载

 　　关于蒙山茶，在中唐以前的古籍中，无一记载。虽无记载，但是否蒙山在中唐以前就不产茶？倒也未必。

　　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而西南地区则是原产地的主要区域。从直接利用野生茶树发展到人工栽培茶树，当也始于西南地区。中国人工栽培茶树的历史亦当远溯先秦时期。秦汉时期，巴蜀地区的种茶应相当普遍。作为蒙山，在秦汉乃至先秦种茶更是可能。

　　今有人提出吴理真为“世界人工植茶树第一人”、“植茶始祖”，进而奉其为“茶祖”，其实不然。

　　持此论者往往用一代茶学宗师陈椽先生的文字来作证。不错，陈椽先生在其《茶业通史》一书中认为蒙山是“有文字记载最早人工种植茶树的地方”，但仅此而已，并未称吴理真为“植茶始祖”、“茶祖”。暂且不辨“文字记载”的真伪，姑且承认是真。“有文字记载最早人工种植茶树的地方”就一定是“最早人工种植茶树的地方”吗？显然不一定。“有文字记载最早人工种植茶树的地方”则一定要晚于“最早人工种植茶树的地方”，因为是“人工种植茶树”在先，“文字记载”在后。同理，吴理真也不是蒙山种茶第一人，在吴理真之前在蒙山种茶的大有人在。在吴理真之前，有千千万万人种茶，有千千万万地方种茶。吴理真不独不是巴蜀及中国种茶第一人，也不是蒙山种茶第一人。蒙山及巴蜀地区远在先秦，至迟在秦汉时期就开始人工种植茶树，并将茶从食用、药用发展为饮用。

　　事实上，“人工植茶树第一人”，就象水稻种植第一人、小麦种植第一人等等一样，是无法可考的。

　　陶谷《荈茗录》“圣阳花”条：

　　“吴僧梵川，誓愿燃顶供养双林傅大士。自往蒙顶结庵种茶。凡三年，味方全美。得绝佳者圣阳花、吉祥蕊，共不逾五斤,持归供献。”

　　有人据此认为，在三国时代，蒙山便产名茶“圣阳花、吉祥蕊”，而且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名茶。其实，所谓“吴僧”，乃指“吴地之僧”，是指历史上吴国境地的当代僧人，就如同唐人称陆羽为“楚人”一样。陶谷是五代至宋初人，《荈茗录》所记各条内容的时代是从晚唐至宋初，“吴僧梵川”当是五代前后苏吴一带的僧人。另外，双林傅大士（497—569），名傅弘，或名傅翕，字玄风，号善慧。东阳乌伤 (今浙江义乌 )人，南朝齐梁时代著名佛教居士。他自称“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即弥勒的化身，又经常显弄神异，道俗归心，影响极大，世人称之“双林大士”。

　　三国人如何供养南北朝的傅大士？所以知梵川定非三国时人。圣阳花、吉祥蕊当产于五代前后。

 　　蒙山茶兴盛于中晚唐

 　　蒙山茶兴盛于中晚唐，这与唐代茶业的发展是相一致的。

　　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的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载：

　　“蒙山在县南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

　　蒙山茶至迟在唐宪宗元和年间就成为贡茶，且为蜀地贡茶之最。

　　唐宪宗元和年间曾任湖州刺史的裴汶在其《茶述》一书中记：

　　“今宇内为土贡实众，而顾渚、蕲阳、蒙山为上。”

　　蒙山茶与顾渚紫笋齐名。

　　成书于唐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的李肇《国史补》记：

　　“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

　　意思是，蒙顶石花，号为剑南第一。

　　成书于唐宣宗大中十年（公元856年）的杨晔《膳夫经手录》记载：

　　“始，蜀茶得名蒙顶也。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先后之人，竟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

　　名茶造假，不独今天，唐时蒙顶茶已开先河。

　　日本来华学僧圆仁（慈贵大师），在其《入唐礼法巡幸行历记》记载，归国时，大唐文宗皇帝赐给“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蒙顶茶在唐时走出国门。

　　唐王敷《茶酒论》记：

　　“浮梁歙州，万国来求。蜀川蒙顶，其（骑）山蓦岭。舒城太湖，买婢买奴。越郡余杭，金帛为囊。”

　　五代十国蜀毛文锡《茶谱》对蒙山茶的记录有多处，其一曰：

　　“蜀之雅州有蒙山，山有五顶，顶有茶园，其中顶曰上清峰。昔有僧病冷且久，尝遇一老父，谓曰：‘蒙之中顶茶，当以春分之先后，多构人力，俟雷之发声，并手采摘，三日而止。若获一两，以本处水煎服，即能祛宿基本疾；二两，当眼前无疾；三两，固以换骨；四两，即为地仙矣。’是僧因之中顶，筑室以候，及期获一两余，服未竟而病蠲。是时到城市，人见其容貌，常若年三十余，眉发绿色。其后入青城访道，不知所终。”

　　毛文锡两度入蜀为官，理应熟悉蜀中茶事。

　　白居易（772—846）《琴茶》诗“琴里知闻惟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刘禹锡（772—842）《西山兰若试茶歌》诗有“何况蒙山顾渚春，白泥赤印走风尘。”韦处厚《茶岭》诗有“顾渚吴商绝，蒙山蜀信稀。”唐诗中有多首写到茶。

　　还有一首《蒙山白云岩试茶》，传说作者为唐代人黎阳王，但无证据。诗曰：

　　“闻道蒙山风味佳，洞天深处饱烟霞。……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

　　从诗的内容来看，作者似为蒙山茶的地位衰落而抱不平，故或是蒙山茶衰落后的宋代人所作。

　　蒙山茶鼎盛于中晚唐，入宋以后，由于建安茶的崛起，蒙山茶渐衰。蒙山茶尽管在唐代一度作为贡茶，但其地位也不如湖常二州的紫笋茶。蒙山茶作贡的历史并不长，非如某些人所说的从唐至清的一千多年。

 　　吴理真其人

 　　现有的宋代以前的各种文献典籍、诗文，无一述及吴理真其人。难道是汉唐人不尊重这位“植茶始祖”？难道汉唐时代的蜀人、蒙山人也不尊重这位“植茶始祖”？难道汉唐时的雅州官员没有当代的地方官员有文化，认识不到“植茶始祖”价值和意义？显然不是。在蒙山茶如日中天的唐代却无人提及吴理真其人，反而是在蒙山茶衰落的宋代以后才有人谈到吴理真。只能说，有关吴理真的传说始于宋代以后。

　　按《宋甘露祖师像并行状》：

　　“师由西汉出现，吴氏之子，法名理真。自领表来，住锡蒙山，植茶七株，以济饥渴。元代京师旱，敕张、秦枢密二相诏求雨济时。师入定救旱，少倾，沛泽大通。一日，峰顶持锡窠井，忽隐化井中。侍者觅之，后得石像。遂负井右，建以石屋奉祀。时值旱魃，取井水，霖雨即应，以至功名、嗣续、疾疫、灾祥之事，神水无不灵感，是师功德有遗之也。故邑进士喻大中，奏师功行及民，宋孝宗敕赐灵应甘露普慧妙济菩萨遗像者。”

 　　之所以称之“甘露祖师”、“甘露普慧妙济菩萨”，是因为他“救旱”、“霖雨即应”、“神水无不灵感”，其得名非因茶而是因水。甘露井在蒙山顶，又称古蒙泉。甘露喻灵水、神水，非西汉甘露年号。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初时还没有中国人出家为僧。中国第一个出家受戒为僧的是三国时的朱士行，吴理真断不可能于西汉出家为僧。按《宋甘露祖师行状》，“元代京师旱，敕张、秦枢密二相诏求雨济时。师入定救旱”，表明吴理真是宋代僧人。但其若是宋代僧人，而且名动京师，皇帝敕封为菩萨，应该是位高僧、名僧，但是各种僧传、佛教文献不见记录，所以其身份的真实性也是很值得怀疑。

　　吴理真“自领（岭）表来”，并非蒙山土著。其植茶技术，甚至茶种，还传自“领（岭）表”。孙渐《智炬寺留题》：

　　“昔有汉道人，蕹草初为祖。分来建溪芽，寸寸培新土。”

　　这是说蒙山茶树源自福建。这样，蒙山就不是中国最早植茶之地。有些人看到其中的不可信与矛盾，于是硬说吴理真是蒙山当地人，不是僧人是药农、农民，这是无任何依据的凭空捏造。

　　按《行状》，吴理真“由西汉出现”，一直活到南宋初，寿一千多年，俨然神仙者流。其死不见尸，也像神仙，“忽隐化井中，侍者觅之，后得石像”。一个来自“领（岭）表”，传说从西汉一直活到南宋的人，突然间又消失在一口井里，只留下一个石像。因为是当地民间的造神虚构，所以吴理真的身份、行迹充满着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蒙山地区历来多雨，蒙即泉水，明人龙膺著有《蒙史》，蒙山因水得名。吴理真的传说反映了当地人对水的崇拜，是把吴理真作为水神来崇拜。在民间传说中，往往僧道不分，吴理真或僧或道。喻大中据民间传说上奏朝廷，宋孝宗据其功德敕封“甘露普慧妙济菩萨”，如同封神。吴理真享受“石屋奉祀”，是因水而不是因茶。

　　综上所说，吴理真是宋代以后蒙山地区民间虚构出来的一个水神，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的子虚乌有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