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茶网网友来稿选登】
点评者：曾农
谁是中华茶祖?炎帝神农氏是中华茶祖，这已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定。蔡镇楚教授的观点非常正确，无可挑剔。但见乡下人的博客，想挑蔡教授的漏洞，我看是徒劳的。把神农氏尊奉为中华茶祖，寄托了中华民族对神农氏开启中国人文历史功绩的肯定和赞许，但并不能就此意味着我们通过考古发现肯定神农氏就是中华第一饮茶人。乡下人的博客混淆了中华茶祖与茶叶祖先的概念，中华茶祖是唯一的，并且需要茶界认定。乡下人的博客自称不赞成把吴理真、诸葛亮尊为茶祖的说法，但也提不出候选名单。对中华茶祖的认定意义重大，即使认错了，比没有茶祖要好。硬要等到考古结果出来，我看会永远没有结果。乡下人的博客说：在周代，西南地区的先民就开始发现茶，并栽种茶，饮用茶了。但西南地区先民饮茶历史远远迟于神农饮茶，乡下人的博客若能论证西南地区先民饮茶在神农之前，我会拜乡下人为师。
【正方1】
中华茶祖：炎帝神农氏
□蔡镇楚
（原载《湖南日报 》2009-03-27 副刊 ）
谁为中华茶祖？长期以来，茶学界与茶文化界围绕着这个根本性问题，展开了积极而有效的探讨，但是也引起过许多争论，各路诸侯，根据各自的需要与地域文化特征，打出各自不同的旗帜，得出各自不同的结论，或谓吴理真为茶祖，或谓诸葛亮为茶祖，或谓陆羽为茶祖，甚至还有别的茶祖。
2008年11月6日，来自国家和各省市的茶叶学术团体、行业组织领导、全国涉茶高校的3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湖南长沙，在中华茶祖神农文化论坛上围绕“谁为中华茶祖”这个主题，或发表论文，或即兴演讲，引古证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一致认为炎帝神农氏为中华茶祖，并发出了《弘扬中华茶祖神农文化，发展中华茶业》的倡议，现就其中一位专家比较成熟的立论发表如下，供读者参考。
谁为中华茶祖？笔者在专题研究中依据传统的“无征不信”的学术原则，从尊重历史与发展茶叶科学大局出发，怀着一颗“认祖归宗”的赤诚之心，明确认为在中国乃至世界，可以堪称“中华茶祖”者，不是后世的吴理真，不是诸葛亮，不是陆羽，而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帝神农氏。
从农耕文化而论，茶树，茶叶，茶叶的应用，都是农业生产的发展与农耕文化的产物；神农氏是农业之神，中国农耕文化之祖，因而也是“中华茶祖”。远古时代，神农氏之所以首倡农耕，主要是因为农业是人类衣食之源，没有农业，就失去了衣食之源。没有神农氏首倡并实施的农业生产，就没有茶树的栽培、茶叶的采摘与茶叶的应用。这种因果关系，决定了神农氏作为中华茶祖的历史地位，是不可动摇的。神农氏提倡的农业与农耕文化，为古代中国乃至现代世界茶叶产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基本前提，打下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假如没有神农氏最先倡导的农耕文化，没有农业的发展进步，茶依然停留在远古时代的野生茶树阶段，能有后世茶叶的普遍利用与茶叶产业的繁荣发展吗？这就是当今的茶学专业仍然归属于农业科学，作为农学之一分支学科的基本依据。
从历史文献而论，神农氏是中国远古时代最早发现与应用茶叶者，因而是“中华茶祖”。尊重历史，回归经典。茶经者，茶之经典也。茶圣陆羽《茶经》，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与茶文化著作，他明确指出：“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周鲁公。”承认神农氏是饮茶之祖，就意味着承认神农氏是“中华茶祖”。陆羽这种权威性的论述，明确肯定神农氏作为中华茶祖的历史地位，是后世学者难以颠覆的。
从神话传说而论，炎帝神农氏是中国历史上令后人景仰的“三皇五帝”之一，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发现茶叶与食用茶叶的人，理所当然地乃是“中华茶祖”。中国是农业大国，自古以农为立国之本，所以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三皇五帝”之说，神农始终被列为“三皇”之一。《神农本草经》云：“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荼，即茶。茶的饮用与医药功能，就是在神农氏的亲口尝试中找到的。“民以食为天”。远古时代，先民们茹毛饮血，过着原始生活。为了让广大老百姓能够安全饮食，严防因饮食不当而疾病缠身，神农氏亲自尝百草，辨别百草的可食用性。神农氏之伟大，首先在于引导人类自己解决饮食问题。人们或许会说“神话虚无缥缈不可信”。这是对神话的一种误解。不错，神农氏是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的帝王，或者说神农氏是古代农业部落的一个首领或代表人物，代表一个氏族部落，也代表一个神农时代。神话传说是人类繁衍发展过程中最初的文化基因。世界上所有的古老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如古希腊神话、古印度神话、古埃及神话、古阿拉伯神话、我们有中华神话。自从司马迁《史记》以来，中国历史始终将神话传说中的炎帝与黄帝，写入正史，因为神话传说并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民族文化的长河之源。在泱泱中国，否定远古神话，就意味着否定悠久的中华民族文化；否定炎黄神话，就意味着否定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否定神农氏以茶解毒的神话传说，就意味着否定悠久的中华茶文化与医药文化。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中华茶叶本身就出自于神话传说，而且每一种历史名茶，也都包含着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如铁观音、大红袍、碧螺春、君山银针、龙井茶、狗脑贡、蒙顶茶之类。既然如此，中华茶人何以要否定中华神话？要怀疑神农氏以茶解毒的神话传说呢？
从茶叶科学而论，茶树是茶叶之本，茶叶科学是神农氏开创的中国农耕文化的产物。 陆羽《茶经》云：“茶者，南方之嘉木也。”神农时代，南方生长着的是野生茶树。茶树由野生而栽培，是农耕文化的产物，也是茶叶科学的初始。据四川《名山县志》与《雅州府志》记载：西汉宣帝甘露年间，邑人吴理真在蒙山之巅上清峰种茶树七株，“高不盈尺，不生不灭”，能治百病，被百姓奉为“仙茶”，其七株茶树被尊为“茶树之祖”，而吴理真则被宋孝宗追封为“甘露禅师”。应该说这种尊奉，寄托着后人对吴理真栽种茶树之功的肯定与赞许，但并不意味着吴理真就是中国乃至世界的“茶祖”。这是因为，没有神农氏开创的农业与农耕文化，吴理真何以能够栽种茶树？而且，茶树育种、栽培、茶园管理、茶叶采摘、人工制作加工等，虽然涉及许多科学领域，但最初是茶叶科学，属于农学，属于先秦诸子百家中的农家学派。古代的茶叶科学，本身就是神农氏开创的农耕文化的产物。直至今日，茶学依然隶属农学学科，茶学博士依然属于农学博士。没有神农氏倡导农耕，没有神农氏开创的中国农业文化，就没有茶树人工栽种的可能性；没有神农氏对茶叶饮用与医药功能的发现，后人如果没有认知茶叶的医药价值与饮食功能，何必要进行茶树的人工栽培呢？
从民族情感而论，炎帝神农氏的中华茶祖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中华民族历来尊重历史，尊重优秀传统，全球华人都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炎黄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初渊源，是巍巍昆仑的皑皑白雪，是万里江河的悠悠源流，是浩瀚戈壁上的涓涓清泉。中华茶祖神农文化，乃是炎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茶祖神农为先民“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以茶解毒”的勇气，“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牺牲精神，是炎黄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千万年以来一直激励着亿万炎黄子孙为中华振兴而努力拼搏，奋勇抗争，终于迎来中华民族复兴的阳光。
从文化人类学而言，认祖归宗，弘扬中华茶祖神农文化，乃是中华茶人不可推卸的神圣职责。中国历来有“祖宗崇拜”的传统美德，祖德流芳，泽被后人，绵绵瓜瓞，万世其昌，乃是中国古代宗法文化的反映。中国人祖宗崇拜的文化意识，渗透到茶学界与茶文化界，就要求中华茶人认祖归宗。
那么，谁是中华茶祖？炎帝神农氏与黄帝轩辕氏，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吴理真、诸葛亮、陆羽等，都是炎黄子孙中的优秀分子，他们对发展中华茶业与中华茶文化的卓越贡献，后人是不会忘记的。
【正方2】
论茶祖文化
包小村、陈奇志
（湖南省茶叶研究所•长沙•410125）
摘 要：茶祖只有一个,即炎帝神农氏，批评了吴理真茶祖说与孔明茶祖说；提出了“茶祖文化”的两个定义；认为茶祖文化研究应与湖湘文化、炎黄文化与茶文化研究实现“三个结合”；将茶祖精神概括为四种：创新精神、奉献精神、和谐精神和道德精神；论述了弘扬茶祖文化的5个重点：普及茶祖文化，弘扬茶祖精神，吸收“天人合一”观的精华，坚持培育茶德，搞好茶祖祭祀。
关键词：茶祖文化；炎黄文化；湖湘文化；茶文化；茶祖精神
炎帝神农氏是中国乃至世界的茶祖，茶祖事迹流传民间，茶祖精神惠及万代，茶祖文化光照千秋。湖南茶业幸运，最早沐浴着炎帝文明的阳光雨露；湘茶文化骄傲，源于古老的炎黄时代；湖南茶人自豪，最先受到炎帝精神的熏陶。
茶祖文化研究近几年来，在湖南省茶业协会的积极倡导下，逐步形成了热潮，中华茶祖神农文化论坛的召开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
1 一个茶祖
1.1炎帝神农氏是唯一的茶祖
茶祖就是发现茶、利用茶的祖先。根据史籍记载和考古证实，中华民族的先人炎帝神农氏，在湖南生活了较长时期。战国时代，我国最早的第一部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就把饮茶起源的传说记载下来：“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炎帝时代，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仰韶文化时期，时间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此时渔猎文化正向农耕文化过渡。
炎帝神农氏最早发现茶并作为解毒之良药，他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茶祖，是当之无愧的。然而当我们虔诚地祭祀茶祖之时，也听到了一些杂音，局部地方的政府官员甚至是茶界知名的的专家学者，为了宣传本地种茶历史悠久，为了一己之利，另树“茶祖”，将茶文化引入歧途。
1.2吴理真不是茶祖
四川雅安有人把其家乡人吴理真奉为茶祖，理由是他为中国第一个植茶之人，相传公元前53年，吴理真在蒙顶山五峰之间种下了七株茶树。吴理真不能为茶祖，因他的传说与茶祖定义不符，即使植茶之祖（第一个植茶之人），吴理真也排不上号，因为吴理真种茶比瑶族先民在湘鄂边界的龙窖山种茶晚了几百年。
据考古学家家考证，约在炎黄时代，蚩尤部落联盟（蚩为苗族自称，尤为瑶族自称），与炎黄部落联盟相战于涿鹿之野，战败后被迫南迁。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瑶、苗组成联盟，在“左洞庭，右彭蠡”建立三苗国，部分瑶民进入临湘北部的龙窖山，开荒种茶。北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已有文字记载：“龙窖山，在县（临湘）东南，接鄂州崇阳县雷家洞、石门洞，山极深远。其间居民谓之鸟乡，语言侏离，以耕畲为业，非市盐茶，不入城邑，亦无贡赋。盖山瑶人也。” [1]
1.3孔明不是茶祖
云南有人树孔明为茶祖，据说居住在澜沧江中下游的布朗族、基诺族，都自称其祖先是随诸葛亮南征时被遗留下的，诸葛亮或插棍、或留茶籽、或施法力长出了茶树，让他们以茶为生。
我们认为孔明不是茶祖，其理由有三条：首先，诸葛孔明为三国时期人物，生于181年，卒于234年，他在生的年代还不如吴理真早，更不如龙窖山瑶族先民植茶的历史早。其次，查遍有关孔明的史料，未见有关“孔明兴茶”的记载。第三，据史料记载，诸葛孔明从未涉足过西双版纳，他在《出师表》中所说的“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非西双版纳之境。在西双版纳傣族、哈尼族、拉祜族、布朗族、基诺族等民族中，过去并未流传关于孔明的传说，有关传说，并非源自本地，只不过是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学者、民间文艺工作者从外地带进来，然后把它们“嫁接”到西双版纳少数民族头上罢了。
2 两个定义
“茶祖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是近几年的事。何谓茶祖文化？尚无定论，我们尝试提出如下界定，目的在于抛砖引玉。
狭义的茶祖文化指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及对该传说进行阐发的文化，有炎帝神农氏发现茶、利用茶的事迹，亦包括后人对茶祖的研究成果、祭祀活动、有关茶祖的文学创作、茶祖精神的弘扬等。
广义的茶祖文化指炎帝神农氏发现茶以后形成的茶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由于茶祖文化是中华茶文化的源头和基础，可以用“茶祖文化”泛指、代称中华茶文化。
3 三个结合
茶祖文化研究与相关文化研究应实现“三个结合”。
3.1实现茶祖文化与湖湘文化研究的结合
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结构中的—个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近百年来，随着湖湘人物在历史舞台上的出色表演，湖湘文化已受到世人的广泛瞩目与确认，并已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湖南是茶祖神农氏的主要活动地，湖湘文化研究理应将茶祖文化作为重点。
3.2 实现茶祖文化与炎黄文化研究的结合
炎黄文化萌生于距今5000年左右的炎黄时代，对其研究发轫于战国时期， 20世纪全面展开，改革开发以后出现繁荣。近些年来，炎黄文化研究取得了一大批成果，归纳起来有10个方面[2]：炎黄二帝的真实性得到肯定、炎帝与黄帝名称的来源、炎黄二帝发祥地与陵寝的确定、炎黄二帝所处时代的判定、炎帝与神农氏的关系、炎黄二帝之间的关系、炎黄二帝的事迹、炎黄文化的界定、研究炎黄文化的意义、关于炎黄子孙的争议。
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成果，茶祖文化研究不要重复炎黄文化研究已作的工作，要把重点放在利用茶祖精神发展茶产业方面；炎黄文化研究要增加新的热点，如茶文化起源研究。
3.3实现茶祖文化与茶文化研究的结合
许多茶文化专著把神农尝茶仅仅当成一则神话简单介绍，缺乏对茶祖文化的深刻剖析，人物研究重陆羽轻神农；有的著作甚至公然否定饮茶起源于史前的神农时代（例见：关剑平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茶与中国文化》第10页）。茶文化研究应当突出茶祖文化这个核心，寻找茶文化的真正源头，抓住茶祖文化演变的脉络。
4 四种精神
茶祖精神是指茶祖炎帝神农氏的事迹所体现的意义、核心、灵魂。理解茶祖精神是发掘茶祖文化当代价值的前提。茶祖精神可概括为创新精神、奉献精神、和谐精神和道德精神。
4.1 创新精神
炎帝神农氏最早开创了农业，已被历代学者承认，并被尊之为农业之神。如《左传》昭公29年云：“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中华文明曙光初现时期，各种发明创造层出不穷，炎帝与黄帝是其创导者、组织者与总代表。《世本》卷九《作篇》，集中记载了炎黄时代的发明创造，诸如“神农作琴”、“神农和药济人”等。《补史记•三皇本纪》：“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用，以教万人，始教耕，故号神农氏。”炎帝神农氏最大贡献是发明农具，教导民众进行农业耕种。
4.2 奉献精神
原始社会人类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炎帝为先民创造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条件，使之生存繁衍，并推进各部族的统一，这是利民精神的体现。据《周易》记载：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磕。”炎帝神农氏既是发明创造者，又是技术推广者，始创耒耜，教民耕种，让先民不再饥饿；炎帝神农为了治病救人，遍尝百草，发明了中药，发现了茶的药用价值，使先民远离疾病；炎帝神农“日中为市”，互通有无，创造了原始交易，使先民加强协作、共渡难关。
4.3 和谐精神
神农时代，物我和谐，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淮南子.主术训》记述：“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甘露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不忿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神农时代，人伦和谐，即人与人和睦共处。《吕氏春秋》载：君主以身作则，“身亲耕，妻亲织。”《淮南子》载：市场“衣食饶溢，奸邪不生；安乐无事，而天下均平。”
4.4 道德精神
《吕氏春秋》载：“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正也。”神农时代，民风淳朴，维护社会秩序，不须使用暴力，而是依靠道德力量的约束。人类最基本的两种道德是：正义与仁慈；拿今天的话来说，正义就是不损人，仁慈就是帮助人。司马迁曾提出 “荣辱不惊，惟义为先”的价值观。关于仁慈，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5 五个重点
【第5段文字已删】
参考文献
1 陈奇志、何培金、谢大海、卢明德、赵田初、周正林. .璀璨的临湘茶文化【J】.茶叶通讯，2008（3）：29.
2王俊义主编. 炎黄文化研究第五辑.【M】郑州.大众出版社，2007:22-34.
（上文原载中华茶祖神农文化论坛论文集《茶祖文化论》90-95页）
【反方】
谁是中华茶祖
——与蔡镇楚教授商榷
乡下人的博客 2009-5-14
2009年3月27日，《湖南日报》发表了蔡镇楚教授（以下简称蔡教授）的署名文章《中华茶祖：炎帝神农氏》，文章认定中华茶祖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帝神农氏。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蔡教授认为“从农耕文化而论，茶树，茶叶，茶叶的应用，都是农业生产的发展与农耕文化的产物；神农氏是农业之神，中国农耕文化之祖，因而也是‘中华茶祖’。”其中的事实依据是“没有神农氏首倡并实施的农业生产，就没有茶树的栽培、茶叶的采摘与茶叶的应用。”依此推论，我们能不能说神农氏是豆腐制作业的始祖呢？这个答案是无须赘述即可判断正误的。假如我们把蔡教授的这个推论过程还原为一个三段论的话，我们认为蔡教授的大前提是错误的：茶树的育种栽培、茶园的管理和茶叶的采摘、加工制作毕竟只是农业的一个分支，我们不能因为神农氏是农耕文化的始祖就将一切与农耕文化有关的始创之功归之于神农氏。
其次，蔡教授又以历史文献为依据，认定神农氏是中华茶祖。蔡教授说：“从历史文献而论，神农氏是中国远古时代最早发现和应用茶叶者，因而是‘中华茶祖’。”的确，陆羽在《茶经·六之饮》中说过：“茶之为饮，发乎神农，闻于周鲁公……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但是，细读《茶经》，我们不难发现，陆羽的论述似乎隐含了一个他本人已意识到了的问题。
《茶经·一之源》中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文中附原注文字是：“周公云：‘槚，苦荼。’杨执戟云：‘蜀西南人谓荼曰蔎。’郭弘农云：‘早取谓茶，晚取为茗，或曰荈耳。’”“从草，当作‘茶’，其字出《开元文字音义》；从木，当作‘搽’，其字出《本草》；草木并，当作‘荼’，其字出《尔雅》。”
我们不妨也来看看历史文献。先说“茶”字。魏了翁在《邛州先茶记》中写道：“‘茶’之始，其字为‘荼’。如《春秋》书‘斋荼’，《汉书》书‘荼陵’之类，陆（德明）、颜（师古）诸人虽已转入‘茶’音，而未敢辄易字文也。……若《尔雅》，若《本草》，犹从艸从余，而徐鼎臣（即徐铉）训（《说文》中的）‘荼’犹曰：‘即今之茶也。’惟自陆羽《茶经》、卢仝《茶歌》、赵赞《茶禁》以后，则遂易‘荼’为‘茶’，其字为艸、为入、为木，而谓‘荼’为芽秀，为苦菜，终无有命为‘荼’者矣。”
顾炎武在《唐韵正》（卷四）中说：“荼，宅家切，古音涂。按：‘荼荈’之‘荼’与‘荼苦’之‘荼’，本是一字。古时未分麻韵，‘荼荈’字亦只读为‘徒’。汉魏以下乃音宅加反，而‘加’字音居何反，犹在歌戈韵，梁以后始有今字。又妄减一画为‘茶’字……则此字变于中唐以下也。”
这里还有必要说一说“荼”字。《尔雅·释木》训曰：“槚，苦茶。”郭璞注解云：“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清代孙星衍、孙冯翼辑的通行本《神农本草经卷一·菜（上品）》（以下同）“苦菜”条下引注解文字云：“案说文云：荼，苦菜也。《广雅》云：‘游冬，苦菜也。’《尔雅》云：‘荼，苦菜，又槚，苦荼。’郭璞云：‘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朱作羹。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菜（“菜”字，有的版本写作“荼”，不知谁是谁非）。’”陆德明释文云：“荼，音徒。《埤苍》作‘’（其字为木、草字头加佘）。案：今蜀人以作饮，音直加反，茗之类。”
再说“槚”字。《茶经·五之煮》载：“其味甘，槚也；不甘而苦，荈也；啜苦咽甘，茶也。”《尔雅·释木》训曰：“槚，苦茶。”《说文解字》训曰：“槚，楸也，从木、贾声。”显然，这里是以“槚”借指茶。《尔雅》最后成书于西汉，所以，槚借指茶应该不会晚于西汉。但槚作茶不常见，仅见于《尔·释木》和南朝宋人王微的《杂诗》。
再说“蔎”字。前面已经讲过，西汉扬雄在其《方言》中说：“蜀西南人谓荼曰蔎。”
再说“茗”字。徐铉在《说文新附》中说：“茗，茶芽也。从草名声。”旧题汉东方朔著、晋张华注的《神异记》载：“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郭璞在注解《尔雅》时说“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说明至少在汉晋时期，茗已经专指茶芽了。这个称谓从汉晋时期开始，一直沿用至今。
最后来说“荈”字。《茶经·七之事》引司马相如《凡将篇》中有“荈诧”，并且解释说：“不甘而苦，荈也。”《凡将篇》是司马相如写的启蒙字书，书中提到了包括“荈诧”在内的二十种中药名称。司马相如，西汉蜀郡成都人。据推测，“荈”“诧”并列，其原因可能是：借用官方通用的正字记家乡方言字，并以“诧”为其注音。所以，《凡将篇》中的“荈”指茶是可能的。正因为如此，所以，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尔雅音义》中说：“荈、荼、茗，其实一也。”“荈”为茶的可靠记载见于《三国志·吴书·韦曜传》：“曜饮酒不过二升，皓初礼异，密赐荼荈以代酒”。“荼荈代酒”，“荼”、“荈”、“酒”三者并列，荈应是茶饮料。晋杜育作《荈赋》云：“晚取为茗，或一曰荈”，“出御荈”。左思《娇女》诗中说：“心为茶荈剧，吹嘘对。”五代宋初人陶谷《清异录》中有“荈茗部”。《魏王花木志》：“荼，叶似栀子，可煮为饮。其老叶谓之荈，嫩叶谓之茗。”这就是说，荈是指粗老茶叶，因而苦涩味较重，所以，《茶经》才说：“不甘而苦，荈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荈”应该是在“茶”字出现之前的茶的专有名字之一，但南北朝后就很少使用了。
上述文献资料告诉我们：茶最初没有统一的名称和书写形式，借用“荼”、“槚”、“蔎”、“茗”、“荈”五个字来表示，其中的“荼”、“蔎”、“荈”是来源于“蜀西南人”的方言；“荼”是“茶”的本字，或者说，“荼”和“茶”是一对古今字，从陆羽等人开始菜正式将两者夹以区分，并将表示茶的字定型为“茶”；作为“茶”的本字，在诸多古籍中，“茶”写作“荼”，它来源于“蜀人”对苦菜的称谓。
这里面有一个值得人注意的地方：茶在没有统一名称和书写形式时，为什么要借用蜀人的方言词来表示茶呢？而且，在表示茶的五个字中，竟然有三个来源于蜀地方言？从名称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来看，先有事物，后才有有关事物的名称。这说明，至少在西汉时期，蜀地茶树栽培、茶叶加工制作已经盛行，蜀地饮茶的习俗已经盛行。这种盛行饮茶的习俗持续到了唐朝，所以，陆羽在《茶经·六之饮》中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闻于周鲁公……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俞（原注，俞，当作渝）间，以为比屋之饮。”“两都并荆俞间，以为比屋之饮。”看来，这些地方的饮茶习俗已经十分盛行，大有引领一时风气的作用了。
那么，在西汉之前是否盛行饮茶习俗呢？这是值得一问的问题。且来看看历史文献。
《诗经·谷风》云：“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这说明，在周代，人们已懂得饮茶。那么，饮茶的风气是否普遍呢？《论语·述而》云：“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也。”《荀子·天伦》云：“君子啜菽饮水，非愚也，是节然也。”《礼记·檀弓下》引孔子的话说：“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孟子·告子上》云：“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诗经·大东》云：“或以其酒，不以其浆”。《说文》云：“浆，酢浆也”。据考证，这是一种略带酸味的饮料，由米汤加工而成。史籍中有百姓提着干粮、捧着浆欢迎王师的描述，不仅如此，《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载：“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卖浆至少在西汉时期已成为一种产业。这就是说，至少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平民百姓习以为常的饮料可能是水、浆而不是茶。
那么，在这一历史时期，诸侯贵族这个特殊群体中，有没有饮茶的习俗呢？似乎也没有：《周礼》将这个群体的食用饮料概括为“六饮”、“四饮”。“六饮”又叫“六清”。《周礼·膳夫》记载说：“膳夫，掌王之食膳羞饮……饮用六清。”郑玄注云：“六清：水、浆、醴、酿（字写作“酉”加“京”，读音同凉）、医、酏。”《周礼·酒正》记载说：“……辨四饮之物，一曰清、二曰医、三曰浆、四曰酏，掌其厚薄之齐。”《礼记》将这个群体的食用饮料概括为“五饮”。《礼记·玉藻》：“五饮：水、浆、酒、醴、酏。”醴，甜酒。酿，冷粥，一说以水和酒而成的饮料。医，又写作“醷”，以梅子熬制的饮料。酏，以黍米酿制的酒。“六饮”、“四饮”、“五饮”之中都没有茶。
有意思的是汉代王褒的《僮约》，里面明确要求新买的奴仆在家为其“烹茶尽具”，还要“武阳买茶”。这样的文献资料说明，在汉代的蜀地四川，民间茶叶买卖和烹茶饮茶已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了。或者说，在蜀地，民间饮茶习俗已经形成。
上述文献资料至少能够说明：在周至秦汉时期，茶并不是一种大众化的饮料，自然也就不可能形成饮茶的习俗、流行饮茶的风气了。传说时代的神农氏就已经发现并应用茶了，从这个时候开始，到周代、秦汉时期却不见饮茶习俗在百姓和诸侯贵族中形成和盛行。这实在是一种难以理解的现象。
莫非，在这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茶只是当一种药物来使用的吗？于是，蔡教授引用了《神农本草经》的一段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荼就是茶。类似的记载至少还见于《淮南子》、《搜神记》、《史记·补三皇本纪》、《路史·外记》等史籍中，但文字稍有区别，《搜神记》、《史记·补三皇本纪》的记载是：“（神农）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这样的记载就有神话因素了。可能，《湖广通志》的记载所说的，实话要多一些：“民有疾病未知药石，乃味草木之滋，察寒热之性，而知君臣佐使之义，皆口尝而身试之，一日之间而遇七十毒。或云神农尝百药之时，一日百死百生，其所得三百六十物，以应周天之数。后世承传为书，谓之《神农本草》。又作方书以救时疾。”这一段记载告诉我们：尝百草“以救时疾”的是古人共同的实践行为，而不仅仅是神农氏一个人；神农氏可能只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人物而已，因此，后人，借托他的名义把我国第一步药物学著作称之为《神农本草》。这也可能是我们把神农氏成为医药业之祖的原因之一。
且来说一说作为解毒之药的茶。《神农本草经卷一·菜（上品）》载：“苦菜 味苦寒，主五脏邪气，厌谷，胃痹。久服，安心益气，聪察少卧，轻身耐老。一名荼草，一名选。生川谷。”除上面的注解文字之外，名医、陶弘景的注解应该值得我们注意：“名医曰：‘一名游冬，生益州山凌道旁，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阴干。’……陶弘景云：‘此即是今茗。茗，一名荼，有令人不眠，亦凌冬不凋而兼其止，生益州，唐本注驳之非矣，“选”与“荈”，音相近。’”从《神农本草经》的记载来看，茶“主五脏邪气”，似乎的确有解毒的作用。但是，从注解来看，按编者的编书思路来看，这里所说的茶，指苦菜而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茶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这在后世的中医学领域还能找到相关的证据：茶很少作为药物，特别是作为解毒药使用，一般的药物、方剂著作中找不到茶作为药物使用的记载（川芎茶调散中有茶，但里面的茶是当药引使用的）。
在没有统一的名称和书写形式之前，人们借用“荼”、“蔎”、“荈”三个来源于“蜀西南人”的方言词来表示茶。而且，“荼”一度作为“茶”的本字出现在诸多古籍中，一直持续到陆羽写《茶经》，它来源于“蜀人”对苦菜的称谓。从神农氏这个传说时代到至少是周、秦、汉时代，在社会个个层次的饮料记载中，并不见以茶为主，或饮茶之风盛行的记载。作为药物使用，“荼”或“茶”很有可能指的是一种叫苦菜（即游冬）的植物，而不是人们所说的茶。这些问题不应该是陆羽和其他研究茶的人所忽视的问题，回避这些问题而断言中华茶祖就是神农氏很难说是妥当的。
再次，蔡教授从茶叶与神农氏开创的农耕文化的关系出发，认为茶叶科学是农耕文化的产物，茶树育种、栽培、茶园管理、茶叶采摘、人工加工等历来都属于农学的范畴，因此，如果没有神农氏的开创之功，后世的茶树人工栽培和茶叶加工生产利用，既没有可能，又没有必要。作者以此来否认人们尊吴理真为茶祖的正当性。其实，在我国，被尊为茶祖的历史人物，至少还有诸葛亮。我也不赞成把吴理真、诸葛亮尊为茶祖的说法。但是，我认为蔡教授以此持论而否定吴理真的茶祖地位，与“从农耕文化而论，茶树，茶叶，茶叶的应用，都是农业生产的发展与农耕文化的产物；神农氏是农业之神，中国农耕文化之祖，因而也是‘中华茶祖’”的说法一样，在逻辑上是有缺陷的。蔡教授奉神农氏为中华茶祖与西南地区人奉吴理真、诸葛亮为茶祖在原因、方法上并无区别：出于对历史人物功绩的赞许和肯定而将其尊奉为始祖。套用蔡教授的话来说：把神农氏尊奉为中华茶祖，寄托了中华民族对神农氏开启中国人文历史功绩的肯定和赞许，但并不能就此意味着我们可以肯定神农氏就是中华茶祖。
最后，蔡教授认为“从民族感情而论，炎帝神农氏的中华茶祖地位是不可动摇的。”科学研究注重的是事实。作为科学研究之一的考古研究，它的目的是揭示历史事实真相并把历史事实告诉给读者。一个民族对其人文始祖的感情代替不了历史事实，以民族感情为依据而考定史实，这是不科学的。就文章否定吴理真为茶祖地位的思路来看，蔡教授不至于，也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
就事实这一块来看，我认为蔡教授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在我国，茶的种类多种多样，考察茶及饮茶的起源不能凭一而足。就我所知，在民间，茶及饮茶至少有止渴、休闲、保健乃至食用四种作用。相应的，茶至少有三个种类：汤茶，即单纯以茶叶泡制的茶；什景茶，即不放茶叶，而用芝麻、豆、麦等粮食及各种干果泡制的茶；汤饼茶，即用花椒、胡椒、生姜、肉桂、甘草、金银花、决明子、槐角、菊花等中草药泡制而成的茶。樊绰在《蛮书》中记载说：“蒙舍蛮以椒（即花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蒙舍蛮这样烹出的茶就是汤饼茶。这就是说，但就汤饼茶而言，有史可考的历史至少有一千二百年，其源头似乎可以追溯到西南少数民族，而西南少数民族似乎与神农氏并没有多大的直接关系。
蔡教授在文中提到了吴理真。吴理真的事迹见诸四川《名山县志》和《雅州府志》，结合民间传说来看，吴理真似乎真的可以说是茶及茶的药用价值的一个发现者和开创者。据说，他是一个大孝子，为了给母亲治病而四处采药，结果，无意之中发现了茶及茶的药用价值，于是，在安葬母亲之后移居蒙山之巅种茶。但是，他只是众多茶及茶的应用价值的发现者之一，也只是众多栽种、加工制作茶的人中的一个。
写到这里，我要再说两句话来作为文章的结尾：茶的发现、栽培、加工应用是无数先人长期探索实践的结果；在这个漫长的探索实践过程中，西南地区的先民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可能，在周代，西南地区的先民就开始发现茶，并栽种茶，饮用茶了。
2009年5月10日星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