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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神农氏时代对和谐文化的贡献及其现代意义

邓德芳 邓玲玲

　　　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源远流长，无论是统治者的正史、传记，还是民间野史、神话传说；无论是儒、道、佛等主流文化认同，还是老、庄、墨等诸子百家的著书立说，都直指一个源头——炎帝神农氏时代。通过这些文化传承和文化流派，和谐文化养育并滋润了几千年的中华民族，形成了非常独特的人类文化现象。

一、解读炎帝神农氏时代

　　　　由于史前文化的文字记载非常有限，三皇五帝历来被历史学家定位为传说中的人物。随着我国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人类农耕文明的起源不断往前推移，许多历史学家的权威定论受到质疑，特别是在长江流域发掘出来的距今6000多年前的古稻田遗址、古城堡遗址（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都有力地证明，炎帝神农氏时代不仅不是神话传说，而且还是中华文明及其和谐文化的重要源头。

　　　查阅诸多的史誌传记，尽管对炎帝神农氏及其时代的记载有很浓的神话传说色彩，对炎帝、神农是否同指一人也歧义很大，但是对那个时代生产、生活方式的描述却是大同小异。这些描述既饱含史官的主观期望，但也不排除是一种客观记录；既是一种对原始人类社会的推测和评价，也是一种对理想社会的勾画和展望；既是一种把人神化的写作方法，也可以说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文化认同。因此，正确解读史誌传记中的炎帝神农氏时代，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真实的还原炎帝神农氏其人、其时代，而且还能引导我们全面了解中华民族和谐文化的发源。

　　　　在各种史誌传记的记载中，炎帝神农氏时代有以下几个和谐文化特征：

1、生产形态——物我和谐

　　　《逸周书汇校集注——附录一。佚文》：“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破木为耜、鉏、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以助果蓏之实。”

　　　《淮南子——主术训》：“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弛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寒暑不能伤，迁延而乳汁，养民以公。其民朴重端悫，不忿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

　　《尸子——卷上.君治》：“神农理天下，欲雨则雨。五日为行雨，旬为谷雨，旬五日为时雨。正四时之制，万物咸利，故谓之神。”

　　在上述史志传记的描述中，炎帝神农氏时代是“甘露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不忿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这是农耕社会的理想生活场景。这种场景在炎帝神农氏时代也许不是一种亘古不变的常态，但至少是一种曾经有过的场景记载，也是生活在那个时代人们的一种期冀和希求。这种期冀和希求记载在史志传记里就成了一种文化传承——“物我和谐”的美好愿望和追求。

2、生活方式——人伦和谐

　　　《吕氏春秋——开春论.审为》：“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缋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织，所以见致民利也。”

　　《淮南子——齐俗训》：“《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织，以天下为先。其导民也，不贵难得之货，不器无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强者，无以养身；其织不强者，无以掩形；有余不足，各归其身；衣食饶溢，奸邪不生；安乐无事，而天下均平。”

　　《周易——系辞下传》：“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移交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火。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管子——揆度》：“管子曰：神农之数曰：‘一谷不登，减一谷，谷之沽什倍。二谷不登减二谷；谷之沽再十倍’。夷疏满之。无食者与之陈，无种者贷之新。故无什倍之贾，无倍称之民。”

　　　从以上的记载可以看出，炎帝神农氏时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友好、和谐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君主以身作则——“身亲耕，妻亲织”，君民和谐；二是男女各尽所能——“男耕而食，妇织而衣”，阴阳和谐；三是交易各得其所——“奸邪不生”“天下均平”，买卖和谐。四是食物按需分配——“无食者与之陈，无种者贷之新”，以丰补歉、以富扶贫，疏满和谐。

3、文化现象——礼乐和谐

　　　《礼记——月令》：“孟夏之月，日在毕，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仲夏之月，日在东升，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新论——琴道篇》：“琴，神农造之。琴之言，禁也。昔神农继宓羲而王天下。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于是始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神农氏为琴七弦，足以通万物而考理乱也。”

　　《路史》：“每岁阳月，盍百种，率万民蜡戏于国中，以报其岁之成。故祭司啬,山林川泽神示在位而主先啬。享农及邮表缀、禽兽、猫虎、水防、昆虫，而祝之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亡作，草木归其泽。’苇龠土鼓，榛杖丧杀。既蜡而收民息也。年不顺成之方，其蜡不通，以谨民财也。惟不顺成，则厌礼而婚，条风至则合其亡夫家者，以蕃其民。是固淳卤作而人民毓，教化兴行，应如桴鼓，耕桑得利而究年受福。乃命刑夭作扶梨之乐，制丰年之咏，以荐釐来，是曰下谋。制雅琴，度瑶瑟。以保合大龢而闲民欲。通其德于神明，同其龢于上下。”

　　从以上史志传记来看，炎帝神农氏时代由于对自然力的依赖、敬畏和崇拜，演化出一系列礼乐和谐的文化现象：一是顺天意——“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对日出日落、月圆月缺进行观察、总结，适时掌握农耕农作的时机，确定相应的礼仪、管理制度。二是重祭祀——“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采用音乐祭祀等方法，“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以此表达敬畏崇拜之意，达到人神沟通，获得神的佑庇。三是祈丰年——“制丰年之咏，以荐釐来”“ 以保合大龢而闲民欲”——组织开展一些民俗活动，以此来约束和控制人们的行为，达到以乐养性、以乐怡情的目的，使民俗成为一种无形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4、生存状态——身心和谐

　　《淮南子——修务训》：“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蚌之肉，实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墝（qiao）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之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路史》：“悼浇泊，闵愚愗，爰问于太乙小子曰：上古之人，寿过百岁，后世不究天年而有殂落之咎（“咎”为灾祸）。独何气使然邪？小子曰：九有天门，中道最良。乃稽太始，说玉册。磨唇鞭茇，察色齅，尝草木而正名之。审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恶，辨其臣使，厘而三之，以养其性命而治病。一日之间而七十毒，极含气也。病正四百，药正三百六十有五。著其本草，过数乃乱。乃立方书。命僦贷季理色脉，对察和齐，摩踵谆告，以利天下，而人得以缮其生。”

　　《庄子——外篇.山木》：“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神农、黄帝之法则也。若夫万物之情、人伦之传则不然：合则离，成则毁，廉则挫，尊则议，有为则亏，贤则谋，不肖则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乎！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乡乎！”

　　从以上史志传记可以得知，炎帝神农氏时代虽然还处于艰难的维持温饱阶段，但是仍然注重人的身心健康：一方面注重药理养身，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审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恶，辨其臣使，厘而三之（将药定为三等：上药养命，中药养性，下药治病），以养其性命而治病”；另一方面则注重中庸修心——不在乎荣誉诋毁，不看重地位高下，与时俱化，以和为量，不被外在的东西所左右，顺应自然而处世，保持心态平和——这就是炎帝神农氏时代的生存法则。

二、传承和谐文化的现代意义

　　炎帝神农氏时期是中华民族的幼年时期，那个时期形成的和谐文化雏形通过史志记载、文字传播、大众认可、社会共识等方式，逐步形成和发展成为比较稳定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形态，这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非物资文化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其现代价值值得深入发掘。

1、人与自然的关系——“顺天道”

　　“顺天道”就是要顺应自然法则和自然规律。炎帝神农氏时期对于自然现象从最开初的害怕恐惧到敬畏崇拜，然后观测研究，最后达到顺应利用的目的。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发明了各种先进的仪器设备，对地球、宇宙等自然现象有了科学的认识，但是也有很多沉痛的教训：我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的 “人定胜天”、“改天换地”等口号，对地球资源采取掠夺式开发，造成水土流失、环境污染，一些物种濒于灭绝，我国的生态系统遭到巨大的破坏；进入二十一世纪，由于全球工业化进程加快，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以及工业化排放的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温度上升，暖冬、热带风暴、水灾干旱等现象频繁出现，人类不仅成为全球气候变暖的参与者、制造者，更是受害者，这就是破坏自然法则和自然规律的代价。因此，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当前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地球生命历史证明：生物之间从个体看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但从总量上看是此消彼长的平衡关系。据科学家研究表明：地球物种有3000多万种，被人类发现并认识的仅100多万种，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远远没有达到可以随心所欲的地步。人类仅仅只是诸多地球物种中的一个种类,一切自然物种及其群落都应该与所在地域的自然环境相适应，与其他物种和谐共处，只要环境条件不变，就能长期共存，即使发生扩散或缩减，其历程也是缓慢和渐变的——这就是“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依据。但是人类活动的加剧，却打破了这千古不变的平衡，人类如果不能及早地认识到这一点，一味地违反生态平衡搞“特殊”，就必然会被取消在地球的生存资格。因此，在人类步入现代化生活方式的今天，顺应自然法则和自然规律是人类拯救自己的最佳选择，也是人类继续在地球生存的基本保证。

2、社会人际关系——“和为贵”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说到底就是如何处理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问题。它的形成从炎帝神农氏发源，经儒家总结概括成学说，由统治者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再逐步转化为人们的观念、习惯，最后潜移默化为人们的行为方式，几千年的灌输，几千年的渗透，“和”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和文化潜质，可以说，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

　“和”在中国汉语言文字中是运用最广、内容最为丰富的一个字，它既是一种理念，又是一种风度，更是一种能力，特别是在治国安邦上体现得更为突出：理念——“和平共处”、“和衷共济”；风度——“和睦相处”、“和蔼可亲”、“和颜悦色”、“和风细雨”；能力——“和气致祥”、和解、和谈、和约、和议等等。“和”文化已充分渗透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影响无处不在。

　　“和”不是简单的综合、总和，而是多种矛盾的协调，是多种实力的平衡。“和”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有三个层面：最高层次是“世界和平”，强调的是要互相尊重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通过谈判、沟通、协商、调解，“化干戈为玉帛”，这是中华民族运用自如、行之有效的文化传统，更是处理现代国际事务的外交方略。最广泛的层次是“社会和谐”，所谓“正六律，和五声，达八音，养耳道也”，——西方交响乐的原理早就成为中国人的生活准则，“大同小异”、“求同存异”，强调的就是要重视和尊重个体差异，就是承认社会成员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异、差别，让这些差异、差别的各个成分相互协调地生活在一起、联系在一起，并且保持时空的动态的和谐状况。这不仅是一种技巧，更是一种智慧和能力。最基本层面是“家庭和睦”，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中国几千年的社会中，家庭中的人际关系遵循的是一种情感法则，这种情感法则由家人、亲人推及到邻里、街坊，然后逐渐形成一种社会公德。因此，“和睦”既是一个基本层面，又是最高境界，“家和万事兴”不仅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美好愿望，更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定律。

3、文化伦理传统——“有容乃大”

　　“容”即为宽容、包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体现了中国文化是一种具有强大同化力的文化。人类早期社会就是通过不断的迁徙、融合，由多个氏族、胞族、部落融合为部落联盟，最后形成“炎黄子孙”——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各派学术、各种信仰、各方风俗一直处在交融互济之中，这种文化现象促成了中国文化内容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同时也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格。

　　“宽容”是一种伦理化传统，具体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凝聚力。宽容不仅是处理人与人之间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而且是处理国家事务、民族融合的重要理念和基本方略。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宽以待人，严以律己”的思想，并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的“德治”、“仁政”、“宽政”等思想，更是延续数千年经久不衰，这些都成为当今治国理念——“以人为本”的思想理论来源。

　　“包容”是对各种文化思想的兼收并蓄，具体表现在对各种文化的兼容性上，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悠久绵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中包含了儒、墨、道、法、兵、名、阴阳等诸子百家的学术精华，吸收了齐鲁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等不同区域的文化风格，形成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等多个宗教文化长期共存的繁荣景象，而五十六个民族的和睦相处，更体现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包容性格。这些都充分说明：尽管中国古代在对外交往方面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仍然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各种文化的兼容、融合，正是这种“宽容”、“包容”，使中国文化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生命力，成为人类文明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4、道德行为规范——“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是强调要以“诗”进行情感教育，以“礼”进行是非教育，以“乐”完善人的品性，使人们服从道德行为规范。炎帝神农氏时代，宗教性、政治性的“礼”与音乐舞蹈同时兴起，“礼乐”文化已具雏形。在此后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传承中,通过封建君主的倡导、科举考试制度的推广以及文人、士大夫等贵族阶层的身体力行，“礼乐教化”成为道德行为规范培养的主要内容和形式，与西方文化注重理性的认知训练迥然有别,这正是中华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的重要方面。

　　“诗”在孔子之时，是“贵族交往活动显示修养、身份和传达信息的精致委婉的文化形式”，一方面，交往活动的参与者必须学诗，不学诗则无以开口，孔子讲“不学诗，无以言”就是对此而言；另一方面，学诗又不能止于学而知之，而是要学而能化、学而能用。因此，诗在当时已经成了礼仪文化共同体内的一种言说方式，或喜，或悲，或哀，或叹，全在于心情所至，兴趣所发。

　　“礼”是人类社会的衡、绳墨、规矩，是一些知识精英依据道德要求制订的准则，包括一整套规范社会人伦的礼法制度、礼义精神、礼仪行为。中国的礼仪从制度层面到人的修养的层面，都是非常系统地、非常深刻的体系。从制度层面看，在一个社会里，同事之间，家庭里面，国跟国要达到高度的和谐，必须通过“礼”这样的形式互相尊重，实现和谐。从个人修养看，“礼”主要是控制、规范、归化自己的行为，进而三思成行，退而择善有改，这样才是一个冷静、规范、理性的人。

　　“乐”（音“岳”）与“乐”（音“洛”）在古代是相通的，在众多古琴谱的序言中，开宗明义说琴是君子修养之具，原因是琴中所蕴涵的内质精神，是儒家诗书中蓄藏的养料，弹琴入静，气血平和，正心修身，琴道即在此中。“乐”蕴涵养、智慧于一体，一方面能统一人们的心理感情，使之和顺。另一方面可以渲泄、疏导、调整人们的情感，以消除内心的心惑智乱，使不良情绪趋于平和。

　　在现代社会里，借鉴“礼乐之教”就是要以和谐人的情性为目标，把“礼乐”从外在的规范约束演变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把原来的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把一种宗教性神秘性的东西变而为人情日用之常识，从而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熔为一体，真正做到性情“兴于诗”，思维“立于礼”，修养“成于乐”。